(《全宋文》目前通行的新版改由上海辭書出版社發行，定價為三萬六千人民幣，分裝成三百六十本，雖不如《續修四庫全書》工程之浩大，但也是近年來重新編纂點校文學之文學總集最豐碩的成果。)
徐規先生《仰素集‧文獻訂誤卷》〈《全宋文‧王禹偁文》補正〉云：
《全宋文》第一冊出版後，筆者嘗應主編 曾棗莊 教授之囑，為該冊寫有《讀後》一長文，刊登在《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204期上（1989年2月10日）。不久《全宋文》各冊相繼刊行，其中第四冊收有北宋著名文學家與政治改革派先驅者王禹偁（954─1001）的文章。筆者於二十年前為撰《王禹偁事跡著作編年》一書（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刊行），曾對《小畜集》、《小畜外集》作過校點、輯佚。今年暑假抽空翻閱《全宋文》中的王氏文，頗覺其搜羅完備，校記亦多翔實。然書中失誤之處仍復不少，玆依照其頁數、行數順序加以補正如下：
（1）《全宋文》第四冊，頁202所撰王禹偁小傳云：「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授成武主簿，徙知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端拱二年，…未幾判大理事。為雪徐鉉罪忤旨，貶商州團練副使，歷知解州、單州。」
按：《小畜集》卷八〈謫居感事〉詩自注：「予（太平興國）九年《即雍熙元年》授大理評事、知蘇州長洲縣」。卷十七〈滁州全椒縣寶林寺重修大殿碑‧後序〉亦云：「雍熙中，予為大理評事、知長洲縣。」蓋宋代充當知縣、知州者須帶有京朝官之銜，故此處「徙知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應改為「次年，除大理評事、知長洲縣」。當時官制，大理評事為本官，知縣是差遣。
又據〈謫居感事〉詩自注：「以制誥舍人《即知制誥的別稱》兼大理寺事」。《宋文鑑》卷四二引錄王氏《應詔言事疏》云：「判大理寺時，抗疏論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冤，貶官商山。」故知此處「判大理寺」應改為「判大理寺事」。「為雪徐鉉罪忤旨」可改為「為徐鉉雪冤忤旨」。
又據《小畜集》卷九《別商山》詩題下自注有「量移解州作」云云。《小畜外集》（以下簡稱《外集》》卷七《鹽池十八韻并序》：「淳化四年孟夏月，始自商洛移於解梁。」王氏在商州為團練副便，因南郊大禮，隨例量移解州團練副使，而非知解州事。蓋宋代州郡的團練副使乃責授官，不得簽書公事，且棒祿甚薄。而知州為一州的長官，有職有權，兩者不能混同。又《小畜集》卷二一〈單州謝上表〉：「伏蒙聖慈，就差知單州軍州事」。故此處「歷知解州、單州」應改正為「移解州。差知單州」。
（2）頁203〈籍田賦並序〉，行4：「漢祖隆興，日不暇給，孝景始復行（籍田）焉。」
按：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經鋤堂鈔本影印本（以下簡稱「經鋤堂本」），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以下簡稱。「閣本」》及《宋文鑑》卷一著錄該賦序，「孝景」之前應補人「孝文」兩字。參見《漢書‧文帝紀‧景帝紀》。
（3）同頁，行7─8：「皇家享國三十載，陛下嗣統十四年，……乃下明詔，耕（籍田）於東郊。」
按：宋代史書均繫太宗躬耕籍田於端拱元年（988）正月。《小畜集》卷十九〈送丁謂序〉（本書頁387），卷二八《郭公墓志銘》（頁550）、〈宋公神道碑〉（頁534），及《外集》卷十三〈贈別鮑秀才序〉（頁409）皆同。田錫《威平集》卷二一《籍田頌并序》亦作「國家嗣位之十三載，……籍田可復於躬耕」。是年上距太祖建隆元年（960）：僅二十九年，上距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僅十三年。此處記年數皆誤增一歲，應出校記[1]。
除上述 徐規 先生指出《全宋文》之《徐鉉集》、《王禹偁集》之誤以外，被收入《全宋文》第七[2]、八冊[3]，卷282至卷303的《楊億集》也有類似的錯誤， 許振興先生〈《全宋文》楊億佚文輯校商榷〉一文，指出《全宋文‧楊億集》的錯誤，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小傳撰寫，二是輯佚，三是點校，茲舉數例如下[4]：
一、小傳部分：
《全宋文》楊億小傳條云：
（景德）三年，召為翰林學士，又同修國史[5]。
按：楊億奉詔修續國史事，當在景德八年（1007）八月，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景德四年八月丁巳條載：
詔修太祖、太宗正史，宰相王旦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翰林學士晁迥、楊億并修國史[6]。
二、輯佚部分：
（一）數目不確：
《全宋文》述楊億輯佚成果云：
集外輯得佚文二百五十三篇，共編為二十二卷[7]。
按：本書第七、八冊共收楊億文三百一十一篇，輯佚部分，梁章鉅等輯的《楊文公逸詩文》一卷佚文八篇合計，共收錄《武夷新集》集外文五十九篇，此稱佚文二百五十三篇，誠失當。
（二）誤收佚文：
《全宋文》收〈舉陳詁王宗道奏〉，原書注出於《宋會要輯稿》， 許 先生以為是文不可列入，其說云：
按；翻檢原注出處，《宋會要輯稿》載：「（天禧四年） 八月四日 翰林學士楊億等言：『准詔於京朝官內同奏舉博學、有行止、無過犯三，兩人聞奏，今舉著作佐郎陳詁、大理評事王宗道。』詔并充崇文院檢討。」此將「准詔……王宗道」一節，析為一篇，視為楊億作品，誠失當[8]。
（三）繫年有誤：
《全宋文》收〈致四明知禮法師請留住世書〉，原書下注「天禧元年」， 許 先生以為繫年有誤，其說云：
按：釋宗曉編《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五〈真宗皇帝諭旨留四明住世〉載：「四明教主禮公，……天禧初，結十僧行忏法，三年期滿焚身，內翰楊大年慕其為人，以書請留住世，曰：『億欽聞 千日之忏，……庶獲瞻風』禮終不許。」只言楊億此書作於「天禧初」，另據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四十四《仙釋僧道‧禮法師》所稱：「明州天台教主禮法師，……晚結十僧，修三年忏，燒身為約，楊大年慕其道，三以書留之云：『億聞我師比修千年之忏，……冀獲瞻風。』後禮師終不諾。」則楊億此書寫作的時間更乏明載，由是，今貿然繫為「天禧元年（1017）」，似乏確證。
又按：曾棗莊於《全宋文》第五冊，卷二百一十所錄題為錢易作的〈真宗皇帝諭旨留四明住世〉的校記裏稱「此文自題撰於景祐丙子（三年，1036），然時錢易已卒十餘年。……與事實牴牾，當為釋徒偽托。」所言確是，故為審慎計，楊億此書自不宜輕率繫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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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規：《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5月），頁756-757。
[2] 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3月），冊7，頁507-752。
[3] 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3月），冊8，頁1-110。
[4] 許振興：〈《全宋文》楊億佚文輯校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50期（1994年10月），頁1-6。
[5] 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3月），冊7，卷282，頁507。
[6] [宋]李燾撰、[清]黃以周等拾補：《續資治通鑑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影印清光緒七年浙江書局刊本》），卷166，頁15上。
[7] 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3月），冊7，卷282，頁507。
[8] 許振興：〈《全宋文》楊億佚文輯校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50期（1994年10月），頁2。
[9] 許振興：〈《全宋文》楊億佚文輯校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50期（1994年10月），頁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