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由九歌出版社增訂出版的《金水嬸》，收錄了王拓(1944-)先生八篇短篇小說，分別是《吊人樹》、《墳地鐘聲》、《海葬》、《蜘蛛網》、《祭壇》、《炸》、《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金水嬸》，原作者另寫新序與後記，卷首收錄許南村〈試評《金水嬸》〉，附錄另有〈王拓作品評論資料彙編〉、〈王拓寫作年表〉，可說是王拓先生早期鄉土文學傑作的決定版)
一九七四年七月，我在「原因不明」」的情況下沒有拿到政大中文系的講師聘書，這是影響我人生走向最關鍵的轉折點之一。我原本追求的是穩定安靜的人生，最希望當個學者、作家、教師，能終生與書為伍，以寫作為志業。[1]但是，那個時代的教育文化界卻容不下像我這樣的人，雖然我在政大中文系講授「中國小說選讀」深獲學生好評，教室裡經常連走道都坐滿學生，但是，想必是因為我寫了許多反映與評論現實社會的文章，
被學校當局視為「不滿份子」、「異議人士」，而不得不逼我離開教職的吧？從此，我就開始走向了前程茫茫的不確定的流浪的人生。
一九七七年九月，國民黨的文藝黨官彭歌在聯合報發表了〈沒有人性，那有文學〉，公開點名批判陳映真、尉天驄和我，而正式點燃了所謂的「鄉土文學論戰」的戰火，當時參與圍剿鄉土文學的彭歌們並替我冠上了「中共同路人」與「台獨」兩項罪名。從此，我發表文章的園地幾乎全遭封殺了。這是影響我人生走向另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最愛教書的人，沒學校可教；最喜歡寫文章的人，無處可以發表。於是，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只好下定決心投身政治、參與選舉――秀才終於也被逼迫得不得不造反了！
二十幾年來，我曾因政治而坐牢，也因落選而失業。現在雖然也當過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算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人了。但是，每當夜深人靜，午夜夢迴，仍不免威到空虛、失落和遺憾!因為二十幾年來，我竟然再也沒有心情和能力從事文學創作了，我的內心因此而常有「虛度此生」的憾恨。
政治從來都不是我人生的目標，我所追求的，原是終生與書為伍，以寫作為志業啊！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我當年在牢裡為兒子女兒所寫的兒童故事《咕咕精與小老頭》獲得聯合報「讀書人」評選為年度「最佳童書」時，曾經很令我感到比當選立法委員更多更大的鼓舞與興奮。也許，從這裡開始，我可以重新展開另一個創作的生涯吧！我這樣想著。於是，我攤開稿紙。寫吧寫吧！我這樣鼓勵自己。
但是，我終於不得不承認，我很沮喪，因為，我發現，我已不能了！文學創作的能力已遠遠離我而去了，王郎才盡矣！我再一吹感到人生意義失落的空虛和焦慮。
去年， 張曉風 女士因為大學授課的需要，編了一本《小說教室》，選了我的一個短篇小說〈炸〉，雖然這個短篇不是我認為最好的作品，但我仍然感到一些鼓舞。所以，當曉風女士與九歌出版公司的老闆 蔡文甫 先生函邀聚會時，我便欣然應邀了。在餐會中也認識了九歌的總編輯 陳素芳 小姐。
陳小姐很熱心地表示要重新出版我的兩本舊作《金水嬸》和《望君早歸》，並且大力鼓舞我「再寫！再寫！」旁邊還有中國時報人問副刊的 焦桐 先生，「人間歡迎你的新小說，隨到隨登，一言為定！」 陳 小姐拍手叫好，也搶著說：「王拓，妳的新小說結集要給九歌出版哦，我們也一言為定，你不能黃牛！」我被這樣的熱情感動得全身熱騰騰地興奮了起來，「好！我一定要再寫小說了！這些年來，心靈實在太寂寞了，」我說：「多麼懷念當年寫小說時那種忘情的感覺啊！」
之後，大約有十幾二十多天吧，自天忙完選民服務和立法院的問政，晚上我都關在書房裡。「我要再寫小說了！」我興奮地跟老婆說。
在那十幾二十天中，我確實完成了一個短篇，但我卻很心虛，很膽怯。這樣的小說能見人嗎？整個過程，我覺得好像在寫報告，而不是在創作小說，那種感覺完全不對！老婆是我這個小說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讀者。果然，她說：「太平凡了！」
那個晚上，我在書房裡獨自喝著酒，直到爛醉！不省人事！
之後，我再沒有給陳素芳打電話，他也沒有電話來催稿。幾個月來，我原以為，這一切已都成為過去。我也漸漸把出版和寫稿這樣的事忘記得差不多了的時候，她卻叫人把《金水嬸》和《望君早歸》重新排版的書稿送來了，並且在電話中叮嚀著：「要給重新出版的書寫序哦！」
為此，我連續好幾天在精神上不得安寧。望著那些重新排版過的書稿，以前創作《金水嬸》和《望君早歸》時的許多點點滴滴的往事，竟然漸漸地又都回來了，一幕一幕，這般清晰而又鮮活的過去，突然通通都回來了。
寫〈金水嬸〉大約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間吧。我離開政大到光武工專任教已將近一年，那是我非常苦悶與不安的一段時間。因為四月間蔣介石逝世，政府通令全國人民為蔣舉哀，光武工專全校師生均佩戴黑臂章，我因對蔣一生功過頗多疑問，且從內心厭惡個人崇拜，所以拒不佩戴黑臂章。結果該校總教官（已忘其姓名），竟命令學生在課堂上紀錄我上課的講話內容。當學生告以「 王 老師講課同學都很喜歡聽，也沒有對蔣公不敬」時，他竟反誣該生已受我影響，而認定該生「思想有問題」。該生悲憤下才把實情告訴我。當時，我感到極度驚駭，直覺這樣的教育太可怕了！雖然在政大讀書和授課時，我已隱約知道自己被「調查」，並已逐漸習慣。但在當時氣氛下，我仍然感到驚恐與不安。此時，文學創作又再一吹成為我心靈最大的安慰和避難所了。
每天晚上，當年邁的母親和孩子們都已沈沈入睡後，我的妻子穗英總會到我書房來坐坐，我們的話題總離不開母親和孩子。在那種溫馨的愛戀的氣氛中，我很喜歡講訴童年在基隆八斗仔漁村的生活，以及陪著母親挑了雜貨擔在八斗仔沿家挨戶叫賣的生活點滴。有一吹，她聽著聽著，眼眶竟紅了，眼淚也忍不住滑潛地流了一臉。「這麼感人的故事，你為什麼不寫呢？你能把媽媽的故事寫出來吧！」她帶著催促和鼓勵的眼神望著我說。
就這樣，我開始著手創作我的〈金水嬸〉。每天晚上寫到一個段落，我總要走進母親的房間，望著她安祥的睡容，內心充溢著無限的溫暖與感慨。
從一九七五年八月，〈金水嬸〉發表到現在已超過二十五年了，許多人問我，「金水嬸寫的，據說是你母親吧？」其實，金水嬸不只是我的母親，她更是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許許多多人的母親，她那坎坷、痛苦的一生，以及那份善良、溫暖的心靈，堅忍不屆的精神，豈不也是台灣這塊土地偉大的母視的象徵嗎？而我在小說申所描寫、表達的，其實還遠不及「金水嬸」真正的生命內涵的千百分之一。
還清楚記得，在我被捕的那個凌晨，母親正坐在客廳裡梳理她的髮髻，我從眼側快速地望了她一眼，只見她一手持梳，一手握髮，望著那幾個闖進屋裡挾持著我的陌生男子，「伊們是誰啊？」她惶惶地問說。「沒事，媽，沒事，使們是調查局的人啦！」我走出家門，不敢再回頭望母親一眼，只怕我會忍不住掉下眼淚。
我在牢裡最後一年的除夕前，穗英寫信來說，因為媽媽生病住院了，她不能來看我。如在信上描述母親的話：「拓仔到底何時才能回來呢？大家都在騙我，讓我一年一年等。我知道，我已等不及伊回來了，我已等不及了，……」
那晚，我坐在牢房的地板，恆忙地望著那個高高的、小小的鐵窗，直到天亮。一個月後，母親就過世了。穗英信上說，母親臨終前，還喃喃地問：「拓仔呢？拓仔呢？……」
從一九七O年我發表第一篇小說〈吊人樹〉起，到一九七八年底開始投身政治為止的這不到十年的時間中，算是我一生中真正從事文學寫作的時期。但是，我似乎沒有真正寫過父親這一個角色。如果勉強一點說，大概只有〈車站〉裡那個因為失業酗酒打了老婆以後，內心又很自責的那個男人，以及〈海葬〉裡的那個父親賴水旺吧。我的父親其實是個很豐富的小說人物，行為上雖然經常很粗暴，但是，內心卻很柔軟。他和我祖母間的母子關係一直都是我很好奇的話題。在記憶中，我不曾聽過他叫「媽媽」。每當全家人吃飯時，他就命令我，「去叫你阿嬤吃飯。」我也不曾聽過祖母和父親講過什麼話，他們母子問竟然是一輩子互不說話的。
「為什麼呢？為什麼這樣呢？」父親對我的好奇總是擺著臉孔怒斥：「你娘哩！你囝仔人，問什麼啥仔？」
祖母在我印象中，其實是個很嚴苛的老人，雖然她一直都很疼我，但是她經常欺負母親，所以，坦白講，我恨不喜歡她：而我父親呢，是那種道道地地的鄉下大男人，所以，母親真的是很可憐，常常因為連飯燒焦了，都要挨父親打的。我還記得小時候，當父親打我母親時，我就哭嚷著恐嚇他，「你給我記住啊，你會老，我會長大，你給我記住，有一天，我一定要報仇!」
但是，父親卻等不及我報仇，在我小學畢業那一年就過世了。他和祖母之間的恩恩怨怨，都是我後來才從老一輩的鄰居和母親那裡聽說的。
而這一些涉及人性很深沈的陰暗的故事，就留待以後吧。以後，我也許還能繼繽早期的夢想，追求那令我忘情的寫作生活也說不定吧？！
其實，投入政治後再不能從事文學創作，是我當年沒有預料到的。相反的，我那時還對自已投入政治後的文學創作懷著更大的熱情與期待。因為，政治的複雜不就是更豐富的寫作題材嗎？政治的反覆與冷暖，不是更能探觸人性的幽徽與深度嗎？所以，不論政治上的成敗與否，一定都能成就未來文學的偉業。只是，當年如此這般的文學雄心與夢想，卻一直都不曾實現。
如今，反倒是二十幾年前已出版過的舊作，改換了新裝又要再度呈現在讀者面前了，我內心感受的喜悅、焦慮和不安，說不定就是我文學心靈與夢想再生的徵兆。
最後，不能不感謝九歌出版公司的 蔡文甫 先生與 陳素芳 小姐。
王拓 2001年4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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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拓先生1968年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中文系，曾任教於花蓮中學，1970年考入政大中文研究所，就學期間，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吊人樹〉，1973年政大中文研究所畢業，畢業論文是《袁枚詩論研究》。
[2]王拓著、陳宇航策劃：《金水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5年9月），頁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