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戈培爾日記：1945》從該年的2月28日記至4月5日，這段時間正是第三帝國風雨飄搖，行將滅亡的時刻，這本日記真實的把當時第三帝國核心人物的言行以及前線浮誇的戰報作了完整的紀錄。)
這份日記的真實程度，已經藉由兩位尚在人世的速記打字員夏德‧奧特與奧托‧雅各布斯所證實，但必須聲明的是，該份日記只是戈培爾在搬入地堡之前紀錄的一小部份，他每天至少口授三十頁以上的打字紙―保存下來的日記本最長的一天就有好幾百頁之多，不過是用一種特大號字體的打字機，也就是所謂的「元首打字機」所打的。[1]
戈培爾在這段時間每天都有口述，直到搬入地國總理府的地下碉堡為止，這份日記與其說是面對現實，有更多是對後世的假想，這一點自1943年8月27日就已有端倪。戈氏的思維僅集中在一點，那就是其人「對歷史的作用」。該份日記的正本大部分被蘇聯紅軍在帝國總理府的地下碉堡繳獲，一部份被一位舊貨商人在威廉大街的廢墟中撿走，美國人路易斯‧洛克納(Louis Lochner，1887-1975）把這一部份進行了整理，在1948年出版了第一本日記選。
(戈培爾下令無線電收音機製造商設計生產廉價的國民收音機，除了購買以外，還可以一個月五芬尼(案：一百芬妮等於一馬克)左右的代價租用，戈培爾預估到了1933年底，德國家庭的無線電聽眾將會達到可觀的2400萬人)
隨著戰事的惡化，戈培爾在宣傳部以及戰爭總動員部裡的影響力也大為降低，在帝國總理府裡的軍官都將他「視為路人」，[2]戈培爾在1945年以後似乎只是為了他的日記活著，正如馮‧奧文從1943年6月起所記錄的那樣，與其說是日記，不如說是這位宣傳天才的飯前和桌邊談話，《戈培爾日記》的選編者路易斯‧洛克納曾經為了大量的日記材料而驚嘆，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這個選編本是從至少7100頁打字紙上摘錄出來的。[3]
戈培爾的演說癖，使得這份日記選的文采大為遜色，用詞舛訛和前後矛盾所在多有，如巴頓的第3軍團佔領卡塞爾以後，戈培爾在日記上這樣寫道：「居民們以為可以期待我們的地方黨部書記會在他們所屬的地區戰鬥，必要的話，將會在那裡戰死，但是這絕非如此。」，在東線西線已經可以半天來回的時候，他還宣稱在戰鬥的德國人民「正經歷一場大盜汗，而對此一無所知的人卻不知道這種大盜汗是導致死亡還是痊癒。」他和他的元首一樣，已經喪失了現實感。此種現象在確知戰事已經無妄的情況下更嚴重，最重要的例證就在他日記裡關於猶太人的紀錄上，儘管戈氏在1942年3月27日的日記中詳盡的描述了種族滅絕的方式，但在這之後的三年間，他日記裡都小心翼翼的迴避了猶太人屠殺的情況，但到了1945年3月14日，他已經不考慮身後的評價，在日記裡記道：「我們應該如同打死老鼠一樣的打死猶太人，在德國，我們幸好已經切實的做到了這點，我希望全世界都來效法我們。」[4]
(戈培爾和他強悍的妻子瑪格達(Magda Goebbels，1901-1945)與他所生六個孩子中的五個，戈培爾的六個孩子全部都取了H開頭的名字，分別是Helga(1932-1945)，Hildegard(1934-1945)，Helmut(1935-1945)，Holdine(1937-1945) ，Hedwig(1938-1945)，Heidrun(1940-1945)，這些孩子被哥培爾夫婦毒死時最大的才13歲，最小的才5歲。案：戈培爾還有一名繼子Harald Quandt，是瑪格達1921年和Günther Quandt所生。)
閱讀這位宣傳部長的日記，不免覺得絕大多數的納粹黨人對美國一無所知，尤其是對於「同盟國」之間的關係，似乎簡化成菲特烈大帝時代的形式，尤其在西線更是如此，突出部戰役期間最高統帥部甚至樂天的以為，當突破盟軍陣線的時候，美軍旁邊的英軍因囿於指揮體系，將不會有積極的作為。
關於戈培爾如何對德國人民進行他的宣傳工作，可參見筆者拙文：《國社黨之意識再造與媒介論》http://0rz.tw/8Bb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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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個原因在戰後已廣為人所知，因為希特勒不願意戴著眼鏡在大庭廣眾中露面，他的演講稿和文告總是在帝國總理府一種字體特別大的打字機來鍵入。
[2]（德）保羅‧約瑟夫‧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原著、（美）路易斯‧洛克納選編、張海明等譯：《戈培爾日記，1945年》（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5月），頁41，〈1945年2月28日星期3日記，口授紀錄第52-59頁〉。
[3]同前注，頁5。
[4]同前注，頁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