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 胡適之先生的墳墓了」
—毛子水先生為胡適寫的墓誌銘[1]。
在這批人當中，特別要注意的是臭名昭彰的買辦學者胡適。這名帝國主義的「過河卒子」看上了乾嘉學派的傳統聲望和一些學術成果，想利用這塊招牌來增加些聲勢，遏阻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傳播。
—大陸學者在六O年代對胡適的批評。
由於大陸採取社會主義路線來批評胡適之，使得「胡適」這一個人的真面目隱晦不彰。
—2002年兩岸第一次國際胡適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位於東吳大學校區的錢穆先生故居素書樓，近幾年來積極推廣讀經班與學術研討會，環境清幽，在促狹的東吳大學本部校區，顯得分外恬淡僻靜與遺世獨立)
〈素書樓與錢賓四先生〉
錢穆先生素書樓，在歷經了許多年的風風雨雨，終於在1992年重新開放，一向對學人不感興趣的媒體，因為這一件事和馬英九以及陳水扁有關，於是紛紛來到這一塊平時人煙罕至的東吳後山，報導的內容多半集中在 錢穆 先生當年被逐出素書樓的事件，這可以說是就事論事，但更是「政治」壓過「學術」的另一註腳。
〈學者的死亡方式〉
學者的死亡有很多種，第一種死法當然是生理上的死亡，除了安享天年，在兒孫輩的悲泣中過世以外，學人的死亡方式實在太多種了。在中國，學問和作官這兩件事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學人一腳踏上了學術，另一腳不免會踏上了政治，也自然就會有政治上的死法和學術上的死法。政治上的死法太多了，中國的刑法志上從來不缺殺人的方法，不管是對君王的大不敬；或是干犯時政的文字獄，甚至本來無事，因坐犯座主、門生之罪而受譴遭刑者亦所在多有。中國文人一向以應和文章、制序傳碑著稱，管他是舊識同鄉也好，非親非故也罷，你在大逆不道的人文集上寫了一篇序，可能就有滅頂之災[2]，政治上有政黨，文人也有文派，而株連的時候，大概也有「死」黨吧！學術上的死亡雖然不見得刀刀見血，但文人更恐懼的，恐怕還是此種死亡。因為政治上的死亡，史官或許會還他一個「忠臣」的美名，學術的死亡，換來卻是沒有人在乎的遺忘。
〈歪曲？遺忘？〉
學術上的死亡，其實就是孔子所謂的「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中國學術的發達，一大半和所謂「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食實封五千戶」的官位有很大關係，皓首名山事業的學人，一生著述無數，只要沒有人為他傳播，就會永遠消失於天地之間，就拿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號船山）來說，這一位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窮困的哲學家，雖然今日得享大名，但他的遺著「《船山遺書》」是到了清末咸同年間才被人刊刻出來，其人微，對於整個清代學術影響畢竟沒有後世來得大。五四人物多腳跨兩代，早的離開人世已經七十多年，晚的距離現在也已經過了二十年。今日雖然印刷事業遠邁前代，但回顧中華民國這九十年的歷史，其烽火之烈、死人之眾、思想歧異之大，堪稱中國歷史之最，其中思想差異所造成的歪曲，比起以前定於一尊的傳統社會有過之，於是大陸有了買辦資產主義的胡適之，台灣有了中研院院長的胡適之，而學人的蹤影就在永無休止的論戰當中消失，留給後人的，只有一連串的爭議和謎團。中國歷史最大的爭議，就在於太久遠和太接近，太久遠的無法考徵，太接近的又往往有親身經歷的迴護和異說。學術的影響剛巧也是一樣，太久遠的，他的思想一定會被轉化和扭曲，太接近的又看不出其影響。往往要等學者過世許多年之後，才能得到應有的評價。或許可以這樣說，學者的死亡與新生，不在他心跳結束的那一刻，而是他的學術重新被人公允評價的那一刻。
(學界泰斗錢賓四先生，著作等身，雖立說不無武斷之處，然其學無所不包，恢弘博洽為民國學者冠冕，允為一代學術宗師)
〈民粹主義下對學術的直接與粗鄙〉
民主的根源在於自由，自由的根源在於言論，這給了學術暢所欲言的空間，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更是學術被廟堂扯下來踐踏的開始，有了暢所欲言，「破四舊，立四新」等昔日視為是大逆不道的口號，紅小兵們人人都可以提出，思想的桎梏解放，帶來了廣度，但這更是淺碟文化的開始，梁啟超第一個帶頭開放，但也第一個大聲亟呼「窄而深的研究，拚著一二十年功夫下去。」五四闖將的胡適，更指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當代學人批判者有之，應和者有之，但多少有著學術文化的尊重。到了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粗鄙被當成了本土的精髓，文化成了右派主義鄙視的對象，這不免令人浩嘆，封閉而傳統的社會，至少對其統治基礎的文化有著一定的尊重，開放而民主的社會，卻對文化和文明拳腳相向。這究竟是退步還是進步，留待時間觀察，但別忘了，未來的中華民國文化史，一定會有胡適之與錢賓四，卻不見得有每一個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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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平常的墓誌銘必定是駢四驪六，毛子水先生以胡適之先生一生提倡白話文，故為此語，學人皆稱其善。
[2] 如清朝一代文宗方苞，就是為了替同鄉戴名世《南山集》寫了一篇序，差一點被殺頭，幸得李光地營救才免去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