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獨立宣言的Thomas Jefferson，1801-1809年繼喬治華盛頓，約翰亞當斯之後擔任美國第四、五任總統)
政府合理的權力是從被治者同意中而獲得的，無論任何形式的政府，若是有損於生命、自由、快樂的追求，則人們有權力改變它或取消它，並建立新政府，建立政府的基本原則，和其權力的組織形式，則應以人民認為最能增進其安全和幸福者為標準。
—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國獨立宣言〉
獨裁式領導，以今天自由主義的眼光看起來，無疑的是罪惡與瘋狂的象徵，然而以人類對於「偉大」的定義來看，「Dictatorship」—（獨裁）和「Great」—（偉大）幾乎是等號，因為一個敢把國家命運下賭注的賭徒，往往有絕處逢生的機會，這一種把所有的寶全押的方式，當然不值得鼓勵，但卻有可能造就出一位超絕偉人。
〈貌似漢代宰相的專業經理人制度〉
政治制度的本身，有著表面的虛相和實際的實相，中 國玩了 君主制度幾千年，小老百姓以為「當皇帝」就是權力的極限，就像今天有人以為總統的權力很大一樣。但每一個朝代底下都有著不同的政治架構，不管是封建的周代，實行三公的漢代，三省分立的隋唐，這些都使得「皇權」有著不同的面貌。
如果以公司的架構來看，周代就像是一個權力下放到各分公司的同盟集團，「周天子」就像是「集團主席」，有名義上的權威，卻不見得有權力，除非集團主席的直屬力量夠大，否則各行其事、「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情況絕對會發生。
至於漢代，就像是今日專業經理人領導的公司（不過在專制時代，皇帝的喜好大於專業），皇帝有名義上的最高決策權和人事權力，但所有的實務機構，全部向宰相（專業經理人）負責，這個人可能是張忠謀，也可能是曹興誠，他們都是日本人所謂的「上班族社長」[1]，好處是可以免掉遺傳上的「惠帝」[2]，壞處是大權容易被他人竊取。
又如隋唐的三省宰相，就像是今天各大集團的「高層會議」，會議的結果和實行，就在這些人的集體思維中決定，只不過皇帝仍有權推翻。至於近代的明朝，是所謂「絕對皇權」的時代，這不僅僅是只是人事權的極限，也是統治權的極限，以「朕即國家」這一種觀念來看，領導人必須就等於是這一間公司，他必須是名義上的，也必須是實質上的，他可能是王永慶，也可能是辜振甫，符合這些條件的領導人，才算是所謂的「皇帝」—也就是「獨裁者」。
(巴黎和會的四巨頭，右起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法國總理克里蒙梭，義大利總理奧蘭多，英國首相勞合喬治)
〈「民意」與「獨裁」混用結果為何？〉
獨裁領導的好處究竟在哪裡？目標的達成，絕對不只一種方法，當A也可以B也可以的時候，AB混用絕對是最糟的方式，造成A、B混用的「可能」方式是什麼呢？就是「民意」。歷史上最沒有政治智慧的和平會議是哪一場？當然是釀成「WWII」的巴黎和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後會議），各國政治領導人，以不完全的「民族自決」加上戰勝國的洶洶民意，代價就是數千萬人的鮮血。
至於中國，不難發現中國的「專制體制」是處於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制度必須要有所開展才算是完善，但「祖法不可變」的呼聲，卻阻止了制度的改變，於是開創之君有了「制度」，後世就必須亦步亦趨，就算改革也只是工具上的，而不是本質上的。
中國的皇權究竟是不是無限大？理論上的確是，如果一個皇帝想要無限擴張，那的確是可以的，但在職權的行使設計上，卻沒有讓皇帝有直接行使的機會。
外廷的九卿向丞相會報政務，再由丞相向皇帝負責，皇帝成了具有直接任命權的董事長，一個帝國的總經理卻是在丞相身上。之後各朝，皇權雖有擴張的傾向。但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這一種情況直到了「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即明太祖）才有了改變。
〈千古罪人造就強固的領導中央〉
為了達成集權一人的理想，「析中書之職權，歸之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就成了這一位平民皇帝的政策，還在洪武廿八年表示：「朕罷丞相，設府部都院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嗣君不許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將政令的決定權操之在皇帝手上，六部尚書變成了各部門的最高單位，乍看之下，只是少了丞相這一個層級，實際上卻是皇帝將臣僚「工具化」的開始，臣僚不再是可以提出意見的宰輔，而是只能奉旨辦事的官僚，套一句陳水扁前總統的話：「路上的石頭已經搬開」，改革的道路，或許也因此敞開了吧？
(雄猜好殺的明成祖，乃有明一代恐怖統治的顛峰，視文人性命如草芥，渠精力過人，文治武功俱有可觀)
一個獨裁者的事功，以純歷史的角度來看，應該是「有形的」「巨大的」「前無古人的」，以「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即明成祖）[3]的事功來看，他營建北京、遣使西洋、修編「永樂大典」……，只要完成一件事就可名留青史，他不僅幹好了那麼多，而且還遠遠不止這一些。
成就他功業的背後因素是什麼？以專制帝王的條件來說，除了「雄才大略」之外，就是「彼輩清流，可投濁流」的獨裁權力，正所謂要掃除官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換了位子，也把位子上的腦袋換掉」，至於用砍的、用剁的都沒關係，因為「掃除殆盡」，方是改革的最終手段，希特勒用來對付過共產黨和威瑪共和，毛澤東用來對付過國民黨和反革命，雖是千古罪人，但「德意志的光榮」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卻喊的比任何人更響亮。
〈新式獨裁造就新機會？〉
造就獨裁者需要溫床，但今日的台灣無疑的已經是這一類領導人的墳墓，因為一人之力已無法因應時代變局，「平成蕭條」的元兇就是日本家族企業的頭腦僵化，反過來說，一種新式的獨裁領導，卻有可能創造新的機會，只要大方向沒錯，乾綱獨斷的「意志力」，對於歷史長河的洪流，將不是涓涓細流，而是滔天巨浪。
李登輝前總統的「戒急用忍」，當時是一項政策宣示，卻可能是未來台灣歷史上的轉折點，不論功過，至少有深遠的影響，怕的是領導人的智慧不足以掀起滔天巨浪，而是「可投濁流」，若一任至此，或許太悲慘了吧？
案：本文寫於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曾刊載在《統領雜誌》2001年九月號，當時大家對於新政府多所期待，但也引發了行政院與總統權責孰輕孰重的爭論，筆者當時二十啷噹，也寫了一篇感想，如今看來，見識不免稚嫩，然君子不悔其少作，茲誌於此。時光荏苒，八年已過，裡面的主人翁官司纏身，思之不免感嘆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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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所謂上班族社長，即台灣的專業經理人模式，其並不具有日本公司創始人或美商技術持股人的身分，在個人持股上也並不能左右公司的董事會。
[2] 中國歷史「惠」帝這一個稱號，通常是給庸懦無能的皇帝，如劉邦之子劉盈（漢惠帝），以「何不食肉糜」遺笑歷史，昏愚異常的晉惠帝，或以仁厚著稱的朱元璋之孫朱允炆（明惠帝）。
[3] 明成祖是歷史的通稱，文人史家常以「太宗文皇帝」稱呼它，至於這麼長的尊號，則是一班逢迎拍馬的群臣，在完成了某某事之後，往往要上「神武」「肇運」這一類的尊號，幾年加一次，所以明成祖死後便有了這麼長的廟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