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夢鷗(1907-2002)先生，為台灣著名的禮記學與唐人小說研究泰斗，自政大退休後，仍教學寫作不輟，先生八旬之後，各方教學邀約不斷，王氏年近九旬，仍勉力從之，後學至王先生邸得其親炙者無數，當時王老目力已衰，據曾親授其教的前輩表示，晚年王先生虛懷若谷，對後學之失多鼓勵而非詈責，甚有向學生致歉，因目力已衰，未能通讀報告全文，煩請學生口誦以斷是非者，其前輩大家風範，可以想見。愚生也晚，未能親聆王先生之教，殆得見大哲，先生已入殮矣，此作寫定時，王先生尚在人世，然已陷昏迷，未能叩之。盼王先生在天國勿以為怪。)
王夢鷗先生，福建省長樂人，[1]生於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 六月三十日 ，卒於民國九十一年（2002年） 九月二十二日 ，享年九十五歲。 王 先生於西元1926年進入當時稱為法政專科學校的福建學院，據王氏自述，這時頗受何振岱與陳衍兩位詩人老師的影響，並開始有一些詩的創作。於福建畢業後，即赴日學一年日語，[2]因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而返國，復於1933年二度赴日，入早稻田大學文研所就讀（1933-1935），在這段期間，曾造訪靜嘉堂文庫及尊經閣，也曾至京都，與擅長唐代研究的日本漢學家平岡武夫，以及專精白居易研究的花房因樹等人交游，在赴日期間還和青木正兒、池田未利、內山知也等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的學人有接觸，[3]1936年歸國， 王夢鷗 先生進入中央黨部電影事業指委會（中央電影公司）編寫劇本，[4]與谷劍塵等人共事，並有《孤城落日》、《生命線》等獲教育部獎金的劇本問世。[5]南京陷敵後， 王氏隨 夫人避難至湖南，於中學執教，在1938年受小學同窗薩本棟先生之邀，出任廈門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6]王氏雖稱「從此才轉進學術研究的領域[7]」，但這時抗戰軍興，各地大學的抗日劇團紛紛成立， 王夢鷗 先生也於1939年3月之後，正式出掌廈大劇團導演[8]，在初任廈大教職的數年（1938年-1941年）[9]之中，有劇作《生命之花》、[10]《燕市風沙錄》、[11]《紅心草》[12]問世，在舉家搬往重慶的三年間（1941-1943年），經由 高明 先生的介紹進入中央政治學校（政大前身）擔 任副 教授[13]，王氏第一篇關於禮學的論著〈原禮〉亦於其客居重慶期間問世，[14]這 時王夢鷗 先生的著述已由「劇人」，逐漸轉向對中國的傳統禮制的反省，1943年再接受薩本棟先生之邀出任廈門大學教授（1943-1946年），並因薩本棟先生於1946轉任中研院總幹事之故，[15]轉服務於中央研究院（1946-1956年），[16]在往返重慶、廈門以及中研院的日子中， 王 先生陸陸續續在《文化先鋒》、《東方雜誌》發表〈禮與大一〉、[17]〈釋「敬」-為心理建設進一解〉、〈禮教與社會生活〉、〈中國樂藝之消沉〉、〈面子問題試論〉、〈原士與儒〉、〈關於〈原士與儒〉一文答問〉等關於禮和文化的論著，其後中研院因國共戰爭之故，從南京、廣州、一路搬移至台北， 王夢鷗 先生也隨中研院至台（1949年），這 時候王 先生除了學術之外，仍然兼任中央電影公司的編劇委員，也曾參與賣座電影《梅崗春回》的製作。[18]在政治大學復校後，[19]王夢鷗先生即在此處任教至1979年，當中除了在西元1969至1970年至日本廣島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擔任一年的客座教授之外，主要的學術活動範圍都在政治大學，[20]在政治大學中文系研究所任教期間，王氏開始對《禮記》的著作年代、思想淵源、字句校正三方面進行研究。王氏治禮的基本立場，在〈禮教與社會生活〉一文中，即指出「禮的整個目的在於履行，並且是儒者用以促進生活知能，進而克制欲望的法則，揭示出古代社會與禮的息息相關」（1944年3月），[21]可知王氏對於「虛文」的儀節並不稱許，又在〈面子問題試論〉中， 王夢鷗 先生則有禮應該以時俱變的說法，其文云：
最講究禮儀的儒家流傳下的兩部面子經，一曰《周禮》，一曰《儀禮》……自古以來，人與人之間所常爭的，大多是那些屬於個人的體面。孔子說：「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這分名是爭架子爭排場也就是爭面子的表示。
夫以孔子之至聖，尚且如是，則中才以（原作「已」）下更可知了。
若使古禮儀，就是我們的老面子，則面子的構成及其演變的經過，都可由古人的論著中得其梗概了。
我們說，面子是由精神和物質兩要素構成的一種社會價值。古人的看法，也是如此。
〈禮運〉篇中說：「禮之行，在於貨利、辭讓，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其中「射御」，有人說是「鄉射」之訛，射是射禮，鄉是鄉飲酒之禮，因為御禮未見於經傳的。
其實，這些都是面子之事的項目，項目可多可少，忽有忽無，本不一定的。比如「古者不葬其親」，似乎喪禮在某時期是沒有的。再如今有「同居」而不結婚者，又似乎將來會沒有「婚禮」這個項目了。但後來新興的，如剪綵通車，執瓶下水……一大堆文明禮，都是於今有之，於古則無的。[22]
此文雖不是嚴肅的學術著作，但其對古禮的立場可以想見。[23]王夢鷗先生在台第一篇關於禮記著作是發表於1961年5月刊載於《政大學報》的〈小戴禮記探源〉，[24]先生治禮的方向是先從源流、思想開始寫起，然後逐一對禮記的各章節進行校證，專著的成果計有：《鄒衍遺說考》、《鄭注引述本禮記考釋》、《禮記今註今譯》（全二冊）、[25]《禮記校證》共五種、[26]論禮的論文則從〈原禮〉開始，至1967年9月〈禮記月令讀後記〉為止，總計三十多年的歲月， 王夢鷗 先生的精力主要都在禮記學上[27]。
六十歲以後，王氏的研究重心轉向至文學理論與批評、[28]和唐人小說方面，重要的著作有《文藝美學》、《唐人小說研究》（四集）、《唐人小說校釋》、《古典文學論探索》等書。
自政大退休後，王先生歷任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講座教授，雖春秋已高，仍不停有論著發表。[29]先生治學嚴謹，早年以才子為同儕羨慕，[30]赴台之後則在禮學、文藝理論、唐人筆記小說各方面卓然有成，台灣學界一代宗師實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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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學人著作目錄-王夢鷗著作目錄〉所附小傳稱其為福州人，在林佩芬〈長鯨吸百川-王夢鷗先生的學術研究〉；林明德：《論文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都記王氏為長樂人，詳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學人著作目錄-王夢鷗著作目錄〉，《書目季刊》 第6卷第2期（1971年12月），頁108，文訊雜誌社編：《智慧的薪傳》（台北：文訊雜誌社，1989年4月），頁144，林佩芬〈長鯨吸百川-王夢鷗先生的學術研究〉，林明德：《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4月），頁參-1。
[2] 林明德：《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4月），頁參-3。
[3] 同前注，頁參-四。
[4] 這一部分王夢鷗先生的口述記載的時間有所出入，依林明德先生的記載是「國內方面，民國三十年於重慶的政大，曾與高明先生來往，由日本回國先到廈門大學，一二八事件後開始抗戰，我就到中央電影場撰寫劇本，……等到南京撤退時，我的小學同學叫薩本棟……邀我到廈門任教。」，而同樣的訪談紀錄在林佩芬〈〈長鯨吸百川-王夢鷗先生的學術研究〉一文記為：「學成歸國，那已經是民國二十五年了。首先從事的是電影工作。」案：一二八事變在西元1932年，王氏尚未二度赴日，王氏所言「一二八事件後開始抗戰」，疑為1937年之上海淞滬會戰，因南京撤守在1937年12月13日，又林明德先生的訪談出版在1999年4月（是書未標明訪談時間。），林佩芬的訪談出版在1983年12月，疑後出之記載有誤，謹從林佩芬之紀錄。詳文訊雜誌社編：《智慧的薪傳》（台北：文訊雜誌社，1989年4月），頁144，林佩芬〈長鯨吸百川-王夢鷗先生的學術研究〉。
[5] 據《文訊》引《唯力》於1939年5月21日第二卷第三期編後所引：「本期『生命之花』作者王夢鷗先生係本校新聘中國文學系講師，並兼任廈大劇團導演……王先生素致力於戲劇之研究，前與谷劍塵先生同在中央黨部電影事業指委會擔任編劇之責，曾創作電影劇本《孤城落日》及《生命線》，先後榮獲教育部編劇獎金。」詳朱雙一：〈王夢鷗與遷汀時期廈大的抗戰劇運〉，《文訊》，第121期（1995年11月），頁6。
[6] 關於王氏初次任教於廈門大學的時間，《智慧的薪傳》林佩芬所記，與中央日報羅茵芬〈從山城小舞台到中央研究院〉等文都紀錄為1940年，朱雙一先生之〈王夢鷗與遷汀時期廈大的抗戰劇運〉一文，指稱廈大於1938年1月12日因避戰火之故遷移至山城「長汀」（即古代之汀州府），3月12日由教職員出資成立廈大「學生救國服務團」（後改稱戰時後方服務團），並開辦刊物《唯力》，在3月23日出版的《唯力》第二期中有署名「王夢鷗」的〈龍巖道中〉、〈龍山北極樓所見〉，第二首敘路中所見，並有「古汀州」之語，可知王氏當時已至長汀，又此刊物為教職員所辦，故王氏可能於1938年及是廈大一員了。詳朱雙一：〈王夢鷗與遷汀時期廈大的抗戰劇運〉，《文訊》，第121期（1995年11月），頁5-6。
[7] 林明德：《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4月），頁參-5。
[8] 廈大劇團的第一次公演在1939年3月，據1939年6月11日出版的《唯力》二卷五期中有「決定選擇《兇手》、《烙痕》、《死裡求生》三個短劇，作為第二次公演的台本……在該團顧問馮定璋院長，導演王夢鷗先生和全體職演員的努力下……一、二日內即可在中山公園講台演出。」詳朱雙一：〈王夢鷗與遷汀時期廈大的抗戰劇運〉，《文訊》，第121期（1995年11月），頁6。
[9] 依朱雙一先生轉引出版於1941年1月25日《廈大通訊》第三卷第一期中記載王夢鷗先生當時尚擔任「國文」、「各體文習作」兩項考試的主持者之一，可知王氏在1941年2月前仍在廈大任職，羅茵芬〈從山城小舞台到中央研究院〉亦記先生在1941年舉家遷往重慶。
[10] 《生命之花》（三幕劇）有1940年重慶國民出版。（案：「重慶國民」不知其為何出版品，僅具林明德先生著錄轉引）詳林明德：《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4月），頁參-71。
[11] 據林佩芬轉引王夢鷗先生的說法，此作和王夢鷗先生另一部傳記作品《文天祥》，是一則故事，兩種說法的「左右手作品」。詳頁145。《文天祥》據林明德編《論文》之〈王夢鷗教授著作簡目〉條，《文天祥》有1945年重慶正中書局版，《燕市風沙錄》（三幕劇）有1945年重慶正中書局版，，據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界學人著作目錄‧王夢鷗著作目錄》條著錄《文天祥》有1954年台北市勝利出版社版，詳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學人著作目錄-王夢鷗著作目錄〉，《書目季刊》 第6卷第2期（1971年12月），頁109。
[12] 《紅心草》（三幕劇）有1941年重慶獨立出版社。詳見注10，頁參-71。
[13] 據《智慧的薪傳》一書頁146轉述王夢鷗先生曾在「重慶政治學院（政治大學前身）任教一年。」
[14] 〈原禮〉刊載於1942年11月出版之《文化先鋒》一卷十二期中，該刊物由重慶市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文化先鋒社發行。詳注12，頁參-73。
[15] 薩本棟先生因健康和為廈大募款受挫之故，於1945年8、9月間辭去廈大校長一職，故羅茵芬文中稱1946年薩氏兼任廈大校長和中研院總幹事一節有誤，薩氏當時應僅任中研院總幹事一職而已。惟其特敦請王夢鷗先生擔任秘書一事則無疑義，詳注8，頁10。
[16] 據王夢鷗先生〈一個科學教育者的素描-再記薩本棟先生〉一文中，記薩本棟先生於1948年因為腸胃癌赴美，二個月後即因病過世。詳王夢鷗：〈一個科學教育者的素描-再記薩本棟先生〉，《傳記文學》第3卷第3期（1964年3月），頁30。
[17] 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學人著作目錄-王夢鷗著作目錄〉，《 書目季刊》 第6卷第2期（1971年12月），頁109，著錄作：「〈禮與太一〉」。
[18] 依照《智慧的薪傳》所記為「梅嶺春回」。案：台影乃於四十三年九月一日正式合併成為中央電影公司於1954年9月1日正式成立，其創業作「梅崗春回」於1954年12月11日開拍。
[19] 案：政治大學於1928年南京設立時，稱「中央政治學校」，於1946年改稱國立政治大學，1954年在台復校，是年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成立，首任系主任兼研究所主任為熊公哲先生。1965年王夢鷗先生代理一年。隔年即由高明先生接掌。
[20] 案：王氏於此時亦有於他校兼課的紀錄。王先生述屈萬里先生於台大中文系擔任系主任期間，曾經延聘其至台大講課，王氏述其為「可能是被外聘的第一人，可見屈先生胸襟之開闊。」詳林明德：《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4月）頁參-28，案據〈台大中文系史〉第二稿記1972年8月：「新聘王夢鷗為兼任教授、梅廣為客座副教授……改聘兼任副教授張以仁為教授，復聘龍宇純為客座教授……。」
[21] 據林明德：《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4月）頁參-34轉引。
[22] 王夢鷗：〈面子問題試論〉，《東方雜誌》第42卷5期（1946年3月），頁，頁20。
[23] 據林明德先生記述王夢鷗先生的自述云：「又如我在研究文學之前都特別讀三禮，那時候都是舊腦筋，到了日本接受西洋文化才有所改變。」詳注22，頁參-6。
[24] 案：王氏於《孔孟學報》第一期（1961年4月）有〈漢學與孔孟思想之聯繫問題〉，雖並非為論禮專文，但當中已有特別論到儒分為八對「禮」的傳承問題、鄒衍之齊學與荀卿之魯學對禮學的影響、漢世經學與孔孟的關係。亦可視為王氏小戴禮記探源學說的一部分。詳王夢鷗：〈漢學與孔孟思想的聯繫問題〉，《孔孟學報》第1期（1961年4月），頁56-68
[25] 於《禮記今注今譯》成書之前，王氏尚有《禮記選註》（1959年正中書局版）、《大小戴禮記選註》（1966年正中書局版）。
[26] 是書事實上為王夢鷗先生校證《禮記》的論文集成，校證的篇目從〈曲禮〉至〈喪服〉計二十卷。如是書卷5〈禮運〉、〈禮器〉、〈郊特牲〉校證，即出自王氏發表於1963年12月《政大學報》第八期之〈禮運考-禮運禮器郊特牲校讀志疑〉一文。
[27] 在這段期間（1931-1967年）王氏亦有《文藝論談》、《文藝概論》等文學理論專著問世，而唐人傳奇的第一篇專論則是發表於1966年12月《幼獅學誌》的〈枕中記及其作者〉一文。
[28] 王夢鷗先生《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林明德先生前序〈自強不息的君子-王夢鷗先生〉云：「自民國五十七年起，王先生推出《文心雕龍散論系列》，或〈宗經〉或〈辨騷〉或定勢，其焦點不外文心與論文的探討，七十年，《古典文學的奧秘-文心雕龍》可謂大功告成之作。」可知自1968年以後，先生研究的重心已經從禮學轉至文學批評。詳王夢鷗：《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1995年11月），頁13。案：是書頁29修訂版王氏1975年12月自序云：「今賴藝文印書館主人概允承當」云云，可知其為王氏早年《文學概論》一書的重印修正。
[29] 目前已知其已出之最近一本專著為《傳統文學論衡》、最近一篇專論為〈〈枕中記〉在唐傳奇地位的再認定〉。詳林明德：《文論說部居泰山-王夢鷗教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4月），頁參-73、80。
[30] 朱雙一〈王夢鷗〉一文云：「大約兩年前的一次偶然機會，廈門大學中文系原系主任鄭朝宗教授跟我談起王夢鷗先生。鄭先生今年八十有四，對長他五歲，半個多世紀前曾在廈大共過事的王先生記憶猶新，譽之為『才子』，特別對王先生在編劇導演的才能大加讚許。」詳朱雙一：〈王夢鷗與遷汀時期廈大的抗戰劇運〉，《文訊》，第121期（1995年11月），頁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