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都城隍的修復狀況目前尚稱良善,但斗拱與走神的彩繪過於鮮豔,幾乎失卻原味,唯一保有舊貌的,只剩下門神彩繪大師潘麗水(1914-1995,新髹漆的朱門把原彩繪師的名字塗掉了,但以筆觸推算,似乎是潘氏或其弟子所作)的八尊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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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神秘國邊境不安〉
  在藏史學者賀文宣所編的〈清朝駐藏大臣大事記〉(1993 北京)裡,光緒三十年條下 正月二十日 乙亥(190436)有分條記載:「裕綱奏陳藏人以英人欺淩無禮,力阻藏臣赴邊與印督會議,難于起程。旨著暫允藏人之請,檄馳委員等力阻入亞東關前進之英兵再進,俟有泰到任徐籌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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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假設,搏命求證〉
  「康提基號」(Kon-Tiki)既是一艘船的名字,也是一個理論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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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的《我的探險生涯》(My Life as an Explorer)成書於一九二五年,當時他已經是花甲高齡,做為一個越嶺馮河、歷寒曝暑的探險家或許已經太老,赫定自己也以為這將是他探險生涯的終結,他應該寫一本書「總結」自己一生的探險活動,也給後來的「吾黨小子」一些激勵與教訓;也因為這個心情,他在《我的探險生涯》書中最後結語說:「在此我便結束這本《我的探險生涯》,至於未來餘生將如何發展,且看全能的上帝擺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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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飛行的女詩人〉
假如有一段關於飛行的散文這樣記述:
飛機起飛時,機身的震動從木椅上傳至我的身體,冬夜的涼風撲在我的臉上,鑽進我的衣領,飛機爬升時,那些涼風變成一絲絲的刺痛,而我逐漸遠離地面,黑暗伸開雙手,擁抱了我,只剩駕駛艙內微弱的黃色燈光……。
  你知道這不可能是今日的旅行描述,現代的旅行經驗並不包含飛行高度或者空間的身體接觸。我們現在的飛行通常被包圍在一個鐵殼壓力艙裡,不再感覺高度的變化;我們在冷暖空氣調節的巨大機身裡,從數字上你知道艙外的溫度是零下40度,但冰凍的厲風並不撕扯你的面頰;飛行如今只是從「此一站」往「彼一站」的過程,只是反覆同樣味道的空中食物,只是黑暗和影片,只是疲勞與無可奈何,我們並未感覺到一路上的景色變換,也並未與天空或白雲相觸;飛行,並無旅程,只是起點和終點。
  然而,有一個時代的飛行經驗並不是這樣。
  那個時候,飛機更像摩托車,飛行者暴露在空氣之中,他的一部分身體伸出機身之外,他不仰賴太多儀器,他的眼睛、耳朵、皮膚就是飛機的儀器,當他飛入雲中,就像進入了純白的盲目;而當天黑了,飛行者就像一個在漆黑中摸索行進的人;他更像駕馭飛行機器的主導者,而不是被機器駕駛並運載的人。那個詩一般的飛行時代,雖然只有幾十年,飛行者身體與天空的溫度、溼度接觸,飛行者以肉眼觀看世界景物的另一個角度,他可以直接用五官感受空中飛行的孤絕與遺世獨立的超脫,像一位孤獨的登山者一樣,他們是一群特殊的旅行人。
  可惜這個獨特經驗累積的時間太短,還來不及發展出精緻細微的感受與文學,飛機就迅速成為一種超過人類體力與意志駕馭的超級機器,一種隔絕人體與空間經驗的絕緣體,一種把旅行變成「非旅行」的運輸巨獸;飛行史上雖然不乏冒險英雄人物與典型,像是第一位飛度大西洋的美國飛行員查爾斯.林白(Charles A. Lindbergh, 1902-1974)、或者第一位飛抵北極與南極的探險家李察.柏德(Richard E. Byrd, 1888-1957),或者女英雄如第一位飛越大西洋的飛行員艾美麗.鄂哈特(Amelia Earhart, 1897-1937),都是飛行史曾受萬人愛戴的公眾偶像,他們也都曾著書立說,那些書也都曾洛陽紙貴,廣受歡迎。但如果要以文學技藝的眼光來看這些飛行英雄英雌們的作品,也許我應該持平地說,他們「行動的光輝」經常更勝於「寫作的文采」。
  我是否要求得太多?你又希望他們冒險犯難的行動超乎常人,又希望他們下筆為文能有錦繡詩章?這是否是超出應得的奢望?也許是吧,但飛行史上確實有飛行員彷若天上飛行的詩人,他們是同時符合這兩種要求的,既是行動的英雄,又是文學的才子。至少,其中有一位女詩人曾有如下的篇章:
在連綿不斷的黑暗中飛行,沒有一對耳機的冷冷相伴,前方也沒有可知的光亮與人群,以及一個清楚可辨的飛機場,這件事就不止是一個寂寞了得。有時候它會很不真實,甚至到了你都覺得世上有其他活人是不可能的。在黑暗中,山丘、森林、巨岩、平原,都是同一種東西,而黑暗本身則是無止境的。地球不再是你的星球,而是一顆遠方之星,遠方的星星至少還發亮呢?這一刻,你的飛機才是你的星球,而你是其中唯一的住民。」
-白芮兒.瑪克罕(Beryl Markham, 1902-1986)《夜航西飛》(West with the Night
〈消逝的飛行文學〉
  白芮兒.瑪克罕(Beryl Markham, 1902-1986)正是我們今天選讀的經典作品的作者,而《夜航西飛》也正是我今天試圖介紹的經典。上面所引的文字就是一種超出飛行記錄的文學之筆,它絕不是機械師的維修筆記或飛行官的飛行日誌,它是一種與空中相識並相處的詩篇。瑪克罕不只是一位偉大的女飛行家(她比鄂哈特稍晚,是另一位獨自一人駕機飛度大西洋的女性飛行員),她的一生也傳奇得可以,她在四歲時隨家人來到英屬東非(British East Africa,包括今天的肯亞等地在內),年輕時她以獵野豬和訓練賽馬維生(另一個看起來極不女性的非凡經驗),後來又成為非洲第一位女性職業飛行員。1942(那時候她已來到好萊塢,成為一位名流),她把飛行生涯的回憶寫成一本書,名叫《夜航西飛》(West with the Night),以我有限的知識來看,這恐怕是歷來最好的「飛行文學」,而這種隨一個時代而逝去的文學,卻是再也不可能尋求了。
  當時聲譽如日中天的美國小說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讀了這本書,寫信給他的朋友柏金斯(Maxwell Perkins)說:「你讀了白芮兒.瑪克罕的書<夜航西飛>沒有?我在非洲時頗識得她,從來沒想到她會寫飛行記錄以外的東西。但她寫得非常好,超級的好,我簡直覺得自己不配做一個作家。……我勸你找一本來讀,因為那真是一本他媽的好書。」海明威一生特立獨行,意見主張頗多矯情誇張之處,我從來沒想到,我自己會有一件事和海明威的觀點如此一致。瑪克罕當時人在肯亞,是屬於當時白人菁英圈的一員;那個社交圈子很小,海明威也因為到非洲打獵而與她相識。這個社交圈還有其他知名人士,其中寫出《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 1937)而享譽世界的女作家凱倫.布萊森(Karen Blixen, 1885-1962)大概是當中最為人知的人物(瑪克罕與布萊森也彼此相識,在好萊塢改拍的《遠離非洲》電影裡,一位出入布萊森家身穿飛行衣的女孩就是瑪克罕)
  飛行文學當然不止瑪克罕一家,寫《小王子》而名垂不朽的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 1900-1944)就稱為「空中詩人」(poet of the air),他的《夜間飛行》(Vol de nuit (Night Flight))和《風沙星辰》(Wind, Sand and Stars)都是飛行文學中的經典之作。就連最受世人愛戴的<小王子>都有飛行者的影子,別忘了在沙漠裡發現小王子的正是一位失事墜機的飛行員。而那正是聖修伯里自己的故事,他曾經為了打破從巴黎直飛西貢的連續飛行記錄,失事墜落在北非的沙漠裡,差一點渴死在沙漠之中。
  我還注意到另一個人是了解「飛行時代」的,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每次動畫作品都有飛行情節的宮崎駿。在他的作品《紅豚》裡,他不厭其煩地描繪木製螺旋槳飛機的製造過程,而當空軍試圖要收編紅豚時,紅豚說他無法適應噴射機的時代,寧願做個落伍的人。這番告白,實際上是一首單人飛機時代的輓歌。
  瑪克罕的飛行時期是三十年代,她在東非擔任商業飛行員,並偶而載客前往返倫敦和巴黎;1936年,她做了最著名的「單人橫渡大西洋」的飛行,也就是所謂的「夜航西飛」,最後倒栽蔥似的降落在加拿大的新史各提亞(Nova Scotia)。這個英雄行徑不但讓瑪克罕一舉成名,也把她後來的三十年留在五光十色的美國,更投入了好萊塢成為新的社會名流。
  她的《夜航西飛》一書正是寫於她寄寓好萊塢的時候,那時她有了新的丈夫兼經紀人勞伍.舒馬赫爾(Raoul Schumacher);他為她打點一切出版的事宜,也使它成為名噪一時的暢銷書,這本書甚至被拿來與凱倫.布萊森的《遠離非洲》相提並論(布萊森在1954年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當年獲獎的卻是海明威,但一般認為布萊森的文學成就比海明威要高)。但《夜航西飛》實在寫得「出奇」的好,謠言立刻流傳開來,說瑪克罕根本不是此書的作者,在背後代筆操刀的正是她的經紀人丈夫;瑪克罕在此書的之前之後都沒有其他的文章流傳,就只有一本璀璨奇書慧星一般劃過天空,的確是不尋常的事。
  二次大戰後,瑪克罕的社交光芒逐漸褪色,新一代漸漸對一位年老色衰的飛行英雌失去興趣;瑪克罕黯然回到她的肯亞老家,重新以訓練賽馬維生,最後老死於肯亞納洛比,死時幾乎無人聞問。她晚年退隱非洲時,似乎想忘卻她多彩的一生,孤僻不群並寄情於酒,不願談任何過去的事。她到底有什麼親自寫下那本海明威所稱的「真是一本他媽的好書」,現在已經完全成為不可解的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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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風消逝的文學〉
  在編選《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的時候,我心中常常懷藏著要為若干消逝的文學品種「召魂」的念頭。其中一條在旅行文學大河中悄悄死去的支流,就是如慧星般短命而令人懷念的「飛行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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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傳教士密德蕊.凱伯(Mildred Cable1878-1952,中文名蓋群英),英國傳教士法蘭西絲卡.法蘭屈(Francesca French1871-1960,中文名馮貴石),與法蘭西斯卡的姊姊依凡潔琳(Evangeline French1869-1960,中文名馮貴珠),曾經在山西霍州的一間教會女子學校傳播福音長達廿一年之久,三人通曉中文,也能說當地方言,1926年三人結成戈壁沙漠探險史上有名的三人組(Trio),向著戈壁的那一方遠行傳教,隨後十五年間,三人出入戈壁達五次之多,1941年離開中國後,更先後前往紐西蘭,澳大利亞和印度傳教,1950年三人已逾古稀之年,仍前往南美冒險傳教,三人組終身未婚,相扶相守,是傳教冒險史上一段動人的傳奇。)

〈書寫者的世間名字〉
在文學的漫漫長河中,最偉大的旅行書寫者,往往不是在地或當事人,就像聖山下的子民-雪帕族,從不認為「祂」是可以攀爬,或是需要被攀爬的,因為那上面-就如他們所說的-「什麼都沒有」,但「沒有價值,也就意味著有無盡價值」。是故入座挑戰的人,往往朝著絕跡、險惡之地前行,法顯(337-422)如此,玄奘(602-664)如此,長春真人(丘處機,1148-1227)如此,成吉思汗(1162-1227)、馬可孛羅(Marco Polo1254-1324)也如此,求法,求道,求勝,求長生,求征服,求烏托邦,總在絲路戈壁的盡頭,使人不禁揣想那延伸在沙上的行跡。任何曾經穿越過這裡的人,不管願不願意,身上就有了沙漠的銘刻,總是讓人們想到他曾經屬於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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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紐西蘭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1918-2008)在英國登山遠征隊與當地雪巴人嚮導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1914-1986)的協助下,以攜氧攀登的方式登上了世界之巔。)
這些人的名字,停留在某些人的記憶中,一如三毛之於撒哈拉,許多人的印象,仍停留在那長髮白紗的身影。第一個攀上峰頂的是怎麼樣的人呢?在傳世的照片中,他沒有臉龐,也沒有光采,右手僅有的色彩是那米字旗的名字,這幅景象不像是攀上世界之巔,倒像是十二年後人類登上月球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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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是大敘事小說傳統的世紀,什麼都寫,無所不包,小說就是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這群最會寫小說的西方人,包括了《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的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1862)的雨果(Victor-Marie Hugo1802-1885),《孤雛淚》(Oliver Twist1839)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1869)、《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877)的托爾斯泰(Lev Tolstoy1828-1910),這塊園地無所不包,無所不容,但也因為如此導致了大敘事小說類別的衰亡。)



〈大敘事小說與旅行〉


不同於人生,為正義而死,就不能為愛情而死,為公義而死,就不能為自由而死,但夢境可以,但小說可以,這種光景,不能在不痛不癢的旅遊散文去找,必須在具有大敘事傳統的小說去找。雨果的《悲慘世界》,狄更斯的《孤雛淚》,托爾斯泰的《復活》(Resurrection1899),都是這樣的作品,在書頁的歷史中,他們都在行走,以主角的眼睛帶著讀者去旅行,去看見一個他們所經歷的時代。可惜這樣的傳統在現代小說當道的廿世紀,已然讓位給報導文學與通俗電影,這並非是書寫者的罪過,僅是因為小說家們已然體認—我們所處得的這個時代已經變得太複雜,太灰暗,太難以理解-不像是十九世紀的巴爾札克,或是托爾斯泰那種,只要用文字和階級的大門就可以解釋,用四大福音書就可以當特效藥的時代了。



長篇小說進入十九,廿世紀之交,昔日那群「最會寫小說的俄國人」,也不再敢挑戰巨大的人生問題,惟一一個勇敢挑起,正面迎戰,輸得一敗塗地,但堪稱敗得光明磊落的,就是那個幾乎活過十九世紀,卻即將迎向俄國革命時代的大文豪托爾斯泰,他的最後作品《復活》,無畏的迎戰人間的大哉問,透過貴族聶黑留道夫的追尋旅程,將當時即將崩潰的俄羅斯作了深刻且人道的描寫。這部洋溢著人道精神和人間疑問的大作,在結尾卻用了《四大福音書》這樣的解答,嚇壞了百年來閱讀這本書的讀者。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做這樣的嘗試,其實更反映了一個問題,亦即現代小說的侷限,從此之後,小說所要做的,不再是人生的問題,而是個人私密的解答。



(亞歷山大.威廉.金雷克(Alexander William Kinglake1809-1891)的《日昇之處》(Eothen1844)是他在1934年前往東方遠行的紀錄,這本洗鍊且幽默的觀察文字,可說是現代旅行文學的始祖,邱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曾言,他的好文筆,都是私淑自金雷克這本書)


〈現代旅行文學的開端-金雷克〉


這樣的體認,放在「旅者」身上,也是一樣,十九世紀的英國仕紳亞歷山大.威廉.金雷克的不朽旅行文學經典—《日昇之處》,刻意的隱去了地理、宗教、政治、科學的論述,也捨去了當時流行的旅行指南裡常見的開銷、景點的記載。這場一八三四年追尋東方的旅程,從當時還是土耳其轄下的貝爾格勒,經過士麥納,再搭船赴賽普勒斯、貝魯特,聖城耶路撒冷,以及瘟疫(鼠疫)橫行的開羅,然後再到旅程的終點大馬士革,這部近兩百年前的旅行,不企圖發現什麼,也不去解答什麼,只是純純然的將他、僕役、翻譯的孤寂旅程,以自我觀察自我解脫,且不失幽默的方式表達出來,這位仕紳不懂一句東方的語言,所看見的也僅是自身對東方的感受,這種看戲但不入戲的「休旅」,卻奠定了他身為第一位「現代旅行家」與第一本「現代旅行文學」的名字。



(法國傳教士密德蕊.凱伯(Mildred Cable1878-1952,中文名蓋群英),英國傳教士法蘭西絲卡.法蘭屈(Francesca French1871-1960,中文名馮貴石),與法蘭西斯卡的姊姊依凡潔琳(Evangeline French1869-1960,中文名馮貴珠),曾經在山西霍州的一間教會女子學校傳播福音長達廿一年之久,三人通曉中文,也能說當地方言,1926年三人結成戈壁沙漠探險史上有名的三人組(Trio),向著戈壁的那一方遠行傳教,隨後十五年間,三人出入戈壁達五次之多,1941年離開中國後,更先後前往紐西蘭,澳大利亞和印度傳教,1950年三人已逾古稀之年,仍前往南美冒險傳教,三人組終身未婚,相扶相守,是傳教冒險史上一段動人的傳奇。)


詹宏志(1956-)先生在〈戈壁三人行:讀《戈壁沙漠》〉一文將旅行細分為「軍旅」、「商旅」、「靈旅」、「學旅」、「修旅」、以及現代無所為而為的「休旅」[1],軍事和商旅,求法與考察,修行與休閒就這樣的以不同的文字傳佈下來,用現代人很難想像的一種方式,進行人生的壯遊。


 


(英國考古學家兼軍事家T.E.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1922),是勞倫斯領導一次大戰期間阿拉伯起義的戰爭回憶,已被公認為「英語文學中最偉大的現代史詩」,本書出版遭遇書稿遺失,毀棄重寫的艱苦歷程,在1922年終於問市,傳頌一時,在九十年後的今天,本書依舊是現代英雄史詩的偉大經典。)


〈人間壯遊與異國文化〉


《徐霞客遊記》所宣示的壯遊,其實是一種人生的放逐,這和顧炎武(1612-1683)那種訪察山川,隨地生財的經歷不同,徐弘祖(15861641)這場放逐時間很長,拋家別子,囊篋散盡,成為這類出走者的共同特徵,一年不算長,七年不算短,兒女忽成行,存在於友朋的唱答之間,更多的時候,他們都在離家出走,同樣都在追求險境與絕地。旅行是個念頭,動心起念,緣塵思凡,盡在其中,他不習然,也不盡然的會浮現在每一次的光景中,僅是有了想頭,思緒就成了沒束縛的文字,沙漠的空曠依舊,只要追求的事物有了分歧,旅者的筆桿就會讓我們看見不同的東西:如金雷克《日昇之處》,我們可以看見英國佬的睿智與幽默,密德蕊.凱伯《戈壁沙漠》,我們可以看見傳教者的同情與寧靜,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即Thomas Edward Lawrence)《智慧七柱》更可以讓我們看見英雄的熱情與洞察,這樣的「異國」吸引著無數對異國有嚮往的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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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密德蕊.凱伯(Mildred Cable1878-1952,中文名蓋群英)、法蘭西絲卡.法蘭屈(Francesca French1871-1960,中文名馮貴石)原著,黃梅峰,麥慧芬翻譯:《戈壁沙漠》(The Gobi Desert1942)(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0011月),〈卷首〉,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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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去奮鬥,去追尋,去發現,永不屈服。)
─但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
極地探險。是最清潔也最孤獨的受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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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馬來西亞,就學定居於台灣的張貴興(1956-)先生,其代表作《猴杯》,以濃豔華麗的詩性詞彙書寫婆羅洲的人與事,是瞭解婆羅洲沙勞越不可不讀的經典。)
在地人寫在地事,是原鄉文學的基準,在台灣的羅東,寫不出「水痘似的榴槤」、「雨蛙似的島嶼」這樣的句子,但生於沙勞越,就學於臺灣的張貴興(1956-)卻可以在婆羅洲的Lutong(音近羅東,兩市還因此結為姊妹市)寫出。番薯似的台島,有著近兩千釐米的雨量,但除了墾丁一隅,卻極少有一年一百二十英吋的南國感覺,就像台灣人極少目睹文學裡「秋天」的湛藍天空一般,短而燠熱的秋天之後,便是東北季風的凜冽,連連綿綿的梅雨之後,便是雷雨轟鳴的酷暑,兩極的天秤之下,很難容得下蕉風椰雨和秋高氣爽。夏蟲不可以雨冰,北國無法理解沙漠,冰雪的子民和颱風的子民,終究無法交談,就像伏特加和萊姆酒勁道雖似,終究不是同一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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