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都城隍的修復狀況目前尚稱良善,但斗拱與走神的彩繪過於鮮豔,幾乎失卻原味,唯一保有舊貌的,只剩下門神彩繪大師潘麗水(1914-1995,新髹漆的朱門把原彩繪師的名字塗掉了,但以筆觸推算,似乎是潘氏或其弟子所作)的八尊門神............







(十九世紀是大敘事小說傳統的世紀,什麼都寫,無所不包,小說就是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這群最會寫小說的西方人,包括了《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的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1862)的雨果(Victor-Marie Hugo,1802-1885),《孤雛淚》(Oliver Twist,1839)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1869)、《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877)的托爾斯泰(Lev Tolstoy,1828-1910),這塊園地無所不包,無所不容,但也因為如此導致了大敘事小說類別的衰亡。)

〈大敘事小說與旅行〉
不同於人生,為正義而死,就不能為愛情而死,為公義而死,就不能為自由而死,但夢境可以,但小說可以,這種光景,不能在不痛不癢的旅遊散文去找,必須在具有大敘事傳統的小說去找。雨果的《悲慘世界》,狄更斯的《孤雛淚》,托爾斯泰的《復活》(Resurrection,1899),都是這樣的作品,在書頁的歷史中,他們都在行走,以主角的眼睛帶著讀者去旅行,去看見一個他們所經歷的時代。可惜這樣的傳統在現代小說當道的廿世紀,已然讓位給報導文學與通俗電影,這並非是書寫者的罪過,僅是因為小說家們已然體認—我們所處得的這個時代已經變得太複雜,太灰暗,太難以理解-不像是十九世紀的巴爾札克,或是托爾斯泰那種,只要用文字和階級的大門就可以解釋,用四大福音書就可以當特效藥的時代了。

長篇小說進入十九,廿世紀之交,昔日那群「最會寫小說的俄國人」,也不再敢挑戰巨大的人生問題,惟一一個勇敢挑起,正面迎戰,輸得一敗塗地,但堪稱敗得光明磊落的,就是那個幾乎活過十九世紀,卻即將迎向俄國革命時代的大文豪托爾斯泰,他的最後作品《復活》,無畏的迎戰人間的大哉問,透過貴族聶黑留道夫的追尋旅程,將當時即將崩潰的俄羅斯作了深刻且人道的描寫。這部洋溢著人道精神和人間疑問的大作,在結尾卻用了《四大福音書》這樣的解答,嚇壞了百年來閱讀這本書的讀者。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做這樣的嘗試,其實更反映了一個問題,亦即現代小說的侷限,從此之後,小說所要做的,不再是人生的問題,而是個人私密的解答。

(亞歷山大.威廉.金雷克(Alexander William Kinglake,1809-1891)的《日昇之處》(Eothen,1844)是他在1934年前往東方遠行的紀錄,這本洗鍊且幽默的觀察文字,可說是現代旅行文學的始祖,邱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曾言,他的好文筆,都是私淑自金雷克這本書)
〈現代旅行文學的開端-金雷克〉
這樣的體認,放在「旅者」身上,也是一樣,十九世紀的英國仕紳亞歷山大.威廉.金雷克的不朽旅行文學經典—《日昇之處》,刻意的隱去了地理、宗教、政治、科學的論述,也捨去了當時流行的旅行指南裡常見的開銷、景點的記載。這場一八三四年追尋東方的旅程,從當時還是土耳其轄下的貝爾格勒,經過士麥納,再搭船赴賽普勒斯、貝魯特,聖城耶路撒冷,以及瘟疫(鼠疫)橫行的開羅,然後再到旅程的終點大馬士革,這部近兩百年前的旅行,不企圖發現什麼,也不去解答什麼,只是純純然的將他、僕役、翻譯的孤寂旅程,以自我觀察自我解脫,且不失幽默的方式表達出來,這位仕紳不懂一句東方的語言,所看見的也僅是自身對東方的感受,這種看戲但不入戲的「休旅」,卻奠定了他身為第一位「現代旅行家」與第一本「現代旅行文學」的名字。

(法國傳教士密德蕊.凱伯(Mildred Cable,1878-1952,中文名蓋群英),英國傳教士法蘭西絲卡.法蘭屈(Francesca French,1871-1960,中文名馮貴石),與法蘭西斯卡的姊姊依凡潔琳(Evangeline French,1869-1960,中文名馮貴珠),曾經在山西霍州的一間教會女子學校傳播福音長達廿一年之久,三人通曉中文,也能說當地方言,1926年三人結成戈壁沙漠探險史上有名的三人組(Trio),向著戈壁的那一方遠行傳教,隨後十五年間,三人出入戈壁達五次之多,1941年離開中國後,更先後前往紐西蘭,澳大利亞和印度傳教,1950年三人已逾古稀之年,仍前往南美冒險傳教,三人組終身未婚,相扶相守,是傳教冒險史上一段動人的傳奇。)
詹宏志(1956-)先生在〈戈壁三人行:讀《戈壁沙漠》〉一文將旅行細分為「軍旅」、「商旅」、「靈旅」、「學旅」、「修旅」、以及現代無所為而為的「休旅」[1],軍事和商旅,求法與考察,修行與休閒就這樣的以不同的文字傳佈下來,用現代人很難想像的一種方式,進行人生的壯遊。

(英國考古學家兼軍事家T.E.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1922),是勞倫斯領導一次大戰期間阿拉伯起義的戰爭回憶,已被公認為「英語文學中最偉大的現代史詩」,本書出版遭遇書稿遺失,毀棄重寫的艱苦歷程,在1922年終於問市,傳頌一時,在九十年後的今天,本書依舊是現代英雄史詩的偉大經典。)
〈人間壯遊與異國文化〉
《徐霞客遊記》所宣示的壯遊,其實是一種人生的放逐,這和顧炎武(1612-1683)那種訪察山川,隨地生財的經歷不同,徐弘祖(1586—1641)這場放逐時間很長,拋家別子,囊篋散盡,成為這類出走者的共同特徵,一年不算長,七年不算短,兒女忽成行,存在於友朋的唱答之間,更多的時候,他們都在離家出走,同樣都在追求險境與絕地。旅行是個念頭,動心起念,緣塵思凡,盡在其中,他不習然,也不盡然的會浮現在每一次的光景中,僅是有了想頭,思緒就成了沒束縛的文字,沙漠的空曠依舊,只要追求的事物有了分歧,旅者的筆桿就會讓我們看見不同的東西:如金雷克《日昇之處》,我們可以看見英國佬的睿智與幽默,密德蕊.凱伯《戈壁沙漠》,我們可以看見傳教者的同情與寧靜,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即Thomas Edward Lawrence)《智慧七柱》更可以讓我們看見英雄的熱情與洞察,這樣的「異國」吸引著無數對異國有嚮往的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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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密德蕊.凱伯(Mildred Cable,1878-1952,中文名蓋群英)、法蘭西絲卡.法蘭屈(Francesca French,1871-1960,中文名馮貴石)原著,黃梅峰,麥慧芬翻譯:《戈壁沙漠》(The Gobi Desert,1942)(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00年11月),〈卷首〉,頁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