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區興華胡同13號(原為興化寺街5號，1960年代改今名)是勵耘書屋主人陳垣1939年至1971年的居所，為典型的老北京的四合院。西廂房為主人的書庫與讀書的工作間。藏書計四萬多冊，援菴先生自民國二年北上，至1971年去世為止，58年內換了8個居所，直到搬入興化寺街5號後才穩定下來，輔仁大學因有德國教會的背景，故不必向日偽政權註冊，一些青壯年學者在陷敵期間，多以此為避風港，當時的輔仁大學的一些中青年教師，如余遜（居延漢簡釋文的作者）、柴德賡（1908-1970，文革時死於迫害）、啟功（1912-2008）、周祖謨（1914-1995）等人，亦經常到此研討學問，後人戲稱其為「陳門四翰林」、「南書房行走」，此四位後各自成家，於史學、書法、語言學俱有足述。）
〈理校法補例〉
〈校法四例〉述「理校法」云：
四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
所謂理校法，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魯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昔錢竹汀（大昕）讀《後漢書‧郭太傳》，「太至南州過袁奉高」一段，疑其詞句不倫，舉出四證，後得閩嘉靖本，乃知此七十四字為章懷注引謝承書之文，諸本皆儳入正文，惟閩本獨不失其舊。今《廿二史考異》中所謂某當作某者，後得古本證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為不可及，經學中之王、段，亦庶幾焉，若《元典章》之理校法，祇敢用顯然亦見之錯誤而已，非有確證，不敢藉口理校而憑臆見也。[1]
陳垣於《胡注通鑑表微‧校勘篇第三》又云：「不憑本而憑理也。」意義仍不夠明確。
案：理者，據說文：「理，治玉也。」段玉裁注云：「《戰國策》，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是理為剖析也，凡一事一物，必得推其情以至於無憾而後安。」據此，所謂理校，就是考校古書字辭和篇章的內在邏輯，即分析文章的字例，辭例，句型，語法、剖析條理，推究文意。[2]孫詒讓〈札迻序〉云：「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以聲類通轉為之館（關）鍵」及「覃思精勘，深究本原」[3]等事，亦為理校之法。
據字形、音聲、文例、句例、字例之理校法，實大成於王念孫父子，其理校法涵蓋甚廣，凡據書中之形體、聲音、意義或文例來校勘等皆是。《史記雜志》卷三〈曹相國世家〉云：
蕭何為法，顜若畫一。《集解》：「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本顜作覯，注曰：「漢書作講，文穎云：講、一作較，案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覯音講，亦作講，小顏云：講、和也。」
念孫案：《集韻》上聲三講：「顜，古項切，明也，和也，直也。」《史記》：「顜若畫一。或作覯，通作講。」又入聲四覺：「顜、訖岳切，明也，和也。《史記》顜若畫一，或作覯，通作較。」《集韻》兩引《史記》並云：或作覯，與小司馬本同。而《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顜字，則顜即覯之也，凡從見之字，隸書或從頁（《周官‧大宗伯》：殷覜曰視。今俗本作頫。）故覯誤作顜，顜從冓聲，而讀若港，猶講從冓聲，而讀若港也。覯從冓聲，而讀若解，猶斠從冓聲，而讀若角也。《漢書》一本作較，較與覯聲亦相近。
《荀子雜志》卷三〈王制篇〉：述「字例[4]」校勘例云：
王者之政也。念孫案：「王者」上當有「是」字，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論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是字，則語意不完，《韓詩外傳》有「是」字。
《漢書雜志》卷九〈賈誼傳〉條述「句例」校勘例云：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念孫案：古無廉愧二字連文者，愧當為醜，字之誤也。廉醜即廉恥，語之轉耳。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文棄禮誼，損廉恥，禮儀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並作「廉醜」，凡賈子書恥字多作醜，《逸周書》亦然，知此廉愧為廉醜之誤。
王氏父子以為古之典籍，當有字例以準之，嘗歸納字例如下：
凡《禹貢》「厥字」，史公皆以「其」字代之。（《史記雜志》卷一〈夏本紀〉「厥田斥鹵」條。）
古文《尚書》作「逆河」，今文作「迎河」。《漢書》皆用今文，《史記》雖多用古文，然用今文亦不少。（《史記雜志》卷一〈夏本紀〉「逆河」條。」）
《墨子》書中多以「請」作「情」。（《墨子雜志》卷一〈尚同中〉「情諸為通」條。）
淮南書中生字多作性。（《淮南內篇雜志》卷二十〈泰族篇〉「天地之性條。」）
孫詒讓《荀子札迻》用音聲之例云：
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
注云：《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於稅。」言禮始於脫略，成於文飾，終於稅減，《禮記》曰：「禮主其減。」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隆，盛也。郝云：「校，當作恔。恔者快也。」
案：悅校當讀姣，《說文‧女部》云：「，好也，姣說解同，蓋禮彌文則彌姣好，即《大戴禮》禮三本篇，終於隆之意。」、悅、稅及姣校並同聲假借字，楊釋稅為減，郝讀校為恔，並未得其意。[5]
案：二王與孫氏之說甚精，唯 胡適之 先生以為字之致誤，乃後世漸累而成，安可以「例」準之哉，胡適譏此現象云：
校勘學的「例」只是最普通的致誤之由。校書所以能有通例，是因為文件的誤寫都由寫人的無心之誤，或有心之誤；無心之誤起于感官（尤其是視官）的錯覺；有心之誤起于有意改善一個本子而學識不夠，就以不誤為誤。這都是心理的現象，都可以有心理的普通解釋，所以往往可以歸納成一些普通致誤的原因，如「形似而誤」，「涉上文而誤」，「兩字誤為一字」，「一字誤分作兩字」，「誤收旁注文」等等。彭叔夏作《文苑英華辨證》，已開校例之端。王念孫《讀淮南內篇》的第廿二卷，是他的自序，「推其致誤之由」，列舉普通誤例四十四條，又因誤而失韻之例十八條，逐條引引《淮南子》的誤文作例子。後來俞樾作《古書疑義舉例》，其末三卷裏也有三十多條校勘的誤例，逐條引古書的誤文作例子。俞樾在校勘學上的成績本來不很高明[6]，所以他的「誤例」頗有些是靠不住的，而他舉的例子也往往是很不可靠的。例如他的第一條「兩字義同而衍例」，就不成一條通例，因為寫者偶收旁注同義之字，因而誤衍，或者有之；而無故誤衍同義之字，是很少見的。他舉的例子，如硬刪《周易》履六三「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的「以」字；如硬刪《左傳》隱元年「有文在其手曰為 魯 夫人」的「曰」字；如硬刪《老子》六人章「是謂配天古之極」的「天」字，都毫無底本的根據，便斷為「兩字義同而衍」，都是臆改古書，不足為校勘學的誤例。王念孫約六十多條「誤例」，比俞橄的高明多了。他先校正了《淮南子》九百餘條，然後從他們歸納出六十幾條通例，放大體士都還站得住。但王念孫的誤例，分類太細碎，是一可議；《淮南》是古書，古本太少，王氏所校頗多推理的校勘，而不全有古書引文的依據，是二可議；論字則草書隸書篆文雜用，論韻則所謂「古韻部」本不是嚴格的依據，是三可議。校勘的依據太薄弱了，歸納出來的「誤例」也就不能完全得人的信仰。所謂「誤例」不過是指出一些容易致誤的路子，可以幫助解釋某字何以成某字，而絕對不夠證明某字必須改作某字。前人校書，往往引一個同類的例子，稱為「例證」，是大錯誤。俞樾自序《古書疑義舉例》，說：「使童蒙之子習知其例，有所據依，或亦讀書之一助乎？」這正是舊日校勘家的大病。例不是證，不夠用作「據依」。而淺人校書隨意改字，全無版本的根據，開口即是「形似而誤」，「聲近而誤」，「涉上文而誤」，好像這些通常誤例就可證實他們的臆改似的！中國校勘學所以不上軌道，多由於校勘學者不明「例」的性質，誤認一個個體的事例為有普遍必然性的律例，所以他們不肯去搜求版本的真依據，而僅僅會濫用「誤例」的假依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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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垣：《校勘學釋例》（台北市學生書局 1971年4月），頁148-149。
[2] 王世偉：〈孫詒讓《札迻》之校勘學研究〉，《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4期，（1985年1月），頁313。
[3] 同見於〔清〕孫詒讓：《札迻》（台北：世界書局，1975年5月3版《影印清光緒二十年刊本》），頁210上右-上左。
[4]王叔岷先生於《斠讎學》第五章「方法」六「文例熟」下云:「所謂文例，兼自例、句例言之，一書有一書之文例，其自例、句例必大體一律；時代接近之書，其文例亦多接近，熟悉古文書例，亦斠書之一法也。」
[5][清]孫詒讓：《札迻》（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光緒二十年刊本》），卷6，葉13右。
[6] 俞樾立說，多有臆測之語，如《墨子‧親士篇》：「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畢沅《墨子校注》云：「烏讀若烏，言聖人之與士方同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俞樾《諸子平議》云：「『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上，己當為人己之己，此為本云：『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己』謂與己同也，聖人但取與其道同，而不必其與己意同，故曰：『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讀，畢曲為之說，非是。」孫詒讓《墨子閒詁》以為俞說近是，劉師培《墨子拾補》云：「上取字，下同字，均疑衍文，而已，猶云：『而止』，而不知廣取同道而自止也。」王叔岷先生案：諸說各申己見，皆無直接證據，當存疑，詳王叔岷：《斠讎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第三十七集），頁53。
[7] 胡適：〈校勘學方法論〉，王國良、王秋桂編：《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台北：明文書局 1986年11月），頁424-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