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8年（1949）5月11日，《人民日報》登載了陳垣〈北平輔仁大學校長給胡適的公開信〉，該年6月此信被香港文匯報轉登，裡面用白話文寫著「人民在自由地生活著」、「教授們自由地研究著」、「新生的力量已成長，正在摧毀舊的制度」、「我也初步研究了辨證法，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使我們對歷史有了新的見解，確定了今後治學方法。」云云，適之先生在6月18日得讀此信，嘆道「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說話的自由，但是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援菴先生不諳白話文，且當時陳氏已近七旬，共黨入北京市不足百日，百日之「功」可改唯物之「觀」，實匪夷所思也，援菴先生在七十望九之齡入共黨，雖無奴媚之語，然「解放」之後，亦無傳世著述，珙璧之玷，雖不掩其瑜，較諸陳寅恪先生之厄（1890-1969，差一點就來台灣，最後決定棲居嶺南，被紅衛兵迫害而死），援菴於十年浩劫得避大難矣，殆出於此乎？）
〈「他校法」補例〉
〈校法四例〉述「他校法」云：
三為他校法，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他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後人之書校之，此等校法，範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丁國鈞之晉書較文，岑刻之舊唐書校勘記，皆此法也。
欲證明此納尖尖，納失失之是非，用對校法不能，因沈刻與元刻無異也，用本校法亦不能，因全部《元典章》關於納失失，納尖尖止此二條也，則不能不求諸《元典章》以外之書，《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國俗舊禮》條：「輿車用白氈青緣，覆棺亦以納失失為之。」卷七八《輿服志‧冕服》條：「玉環綬，制以納石失。」注：「金錦也。」又「履，制以納石失。」《輿服志中》：「納石失」之名凡數見，則「納失失」之名不誤，而「納尖尖」之名則為元刻與沈刻所同誤也。[1]
此引《齊民要術》卷五語也，可以《齊民要術》證之。
此引《禮記‧檀弓上》之文也，今〈檀弓〉作「始死充充如有窮」，則沈刻元刻皆誤也。
一「木忽」，一「竹忽」，必有一誤，《元史》卷三三〈文宗紀〉：「天曆二年三月，詔僧、道、也里可溫，木忽，答失蠻為商者，仍舊制納稅。」卷四三《順帝紀》「至正十五年五月，募各處回回，朮忽殷富者赴京師從軍。」則「木忽」當作「朮忽」，而沈刻與元刻皆誤也，又《元史》卷四十〈順帝紀〉：「至元六年十一月，監察御史世圖爾言：『禁答失蠻、回回、主吾人等叔伯為婚姻。』」，楊瑀《 山 君新話》載：「杭州砂糖官、皆主鶻，回回富商。」主吾、主鶻，更可以證「木忽」之誤。[2]
王念孫《史記雜志》卷三〈外戚世家〉亦用他校法，其例云：
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念孫案：寒，當從《漢書》作暮，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引《史記》亦作「暮」。
又《荀子雜志》卷五〈議兵篇〉云：
故近者親其善，違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念孫案：慕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義為德，以與服極為韻，而不知與下文德字相複也。《文選》〈為袁紹檄豫州文注〉、〈石闕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並作義。
孫詒讓《荀子札迻》亦云：
〈禮論篇第十九〉故有天下事者，事十世。
注云：十當為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
案：《禮記‧王制》孔疏引〈聖證論〉：「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則王肅所見本「七」字尚不誤。[3]
陳垣《胡注通鑑表微‧校勘篇第三》亦述胡三省他校之法云：
唐代宗大歷四年，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
注曰：《水經注》：「涪州之西，有黃葛峽，山高險絕，無人居。」意即此峽也。按杜甫詩有「橫草陝西舡不歸」之句，注云：「黃草峽在涪州之西。」（卷一一四）
以唐人詩句，證《水經注》傳本之誤字，亦他校法也。
秦二世元年，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
注曰：「師古曰：守丞，謂郡不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原父曰：「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為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為權守之守，良是；遷、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卷七）
此以遷、固二史校《通鑑》，所謂他校法也。
漢文帝二年，罷衛將軍。
注曰：按《班紀》，詔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通鑑》傳寫逸一「軍」字耳。（卷一三）
以《班紀》校《通鑑》，亦他校法。
漢成帝綏和元年，莽母病，公卿列 侯遣 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僵使，問知其夫人。
注曰：此下依《漢書》，有「皆驚」二字，文意乃足。他本皆有此二字。（卷三二）
此先用他校，而後用對校。身之亂後重注《通鑑》成，曾至郭留袁氏墊，當為借觀藏書。「他本皆有此二字」云云，蓋注成後得見他本，續行添入者也。他本指諸宋本，今涵芬樓影宋本即有此二字，可證身之所據以為重注者，是元燕京興文署新刊本。此本不知刻於何年，卷首有王磐序。據《元名臣事略》，王磐以至元二十一年致仕，時年八十三矣。《鐵琴銅劍樓書目》、《儀顧堂題跋》均謂「至元二十七年正月，立興文署，刻《通鑑》」，非也。
案：他校之法，當見近於原本之古注與類書，高郵王氏所見之本雖不眾，惟善審類書，所得多塙鑿， 王叔岷 先生〈論檢驗古注類書與斠定古書之關係〉一文論清人他校用類書情況云：
清乾、嘉諸儒，斠讎群籍，於古注類書之檢驗甚勤，尤以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喜據古注、類書以助判斷，往往十中其久，降及德清俞樾，著書太多，或由無暇檢驗類書，立說多憑臆斷，其中者十之三四而已，至近人鹽城陶鴻慶之《讀諸子札記》，幾全為臆說，其中者十之一二亦難！古書常因古注、類書之稱引而存其本來面目，欲訂正古書，則必須檢驗古注、類書。[4]
--------------------------------------------------------------------------------
[1] 陳垣：《校勘學釋例》（台北：學生書局 1971年4月），頁146-147。
[2] 同上注，頁147。
[3] 《荀子札迻》（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光緒二十年刊本》），卷6，葉13右。
[4] 王叔岷：〈論檢驗古注類書與斠定古書之關係〉，《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10期，（1961年8日），頁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