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字援菴，廣東新會江門市棠下鎮石頭村人，是北京國立輔仁大學（1927-1952，後併入北京師範大學，前身和台灣的輔仁大學一樣都是1925年成立的輔仁社）學術的奠基者，是自學成家的偉大歷史學者，治學由舊學方法入手，輔以新學視眼，故能發千載之覆， 胡適之 先生稱他 和王國維 先生是惟二「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的歷史學家。也是大書法家啟功（1912-2005）先生的恩師。中坐者即為晚年的陳援菴先生，左立者為壯年時期的大書法家啟功先生。）
陳垣（1880-1971）先生為中國現代有名之史學家，其學成就有三，一為宗教史之研究，二為歷史工具書的編纂，三為文獻的輯校與整理，[1]雖不以校勘名世，但發校勘之微旨則有深意焉，其《元典章校補釋例》（後改稱《校勘學釋例》）一書，首稱「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法，胡適之（1891-1962）先生稱是書為「中國校勘學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論」。[2]惟是書之旨，僅得前人所未發，清儒雖未明言，然多見於勘定之書，且援菴先生之書，實為史料勘覆之典，實未可全以校勘之學視之矣，今不惴固陋，略論援菴四法，列前賢之源，以備一說云。
〈 陳垣 先生〈校法四例〉之緣起〉
陳垣先生謙稱《校勘學釋例》為授業之本，非微奧之典，陳氏《校勘學釋例》卷六〈校法四例〉重印後記云：
《校勘學釋例》本名《元典章校補釋例》，余昔為同學講校勘學，要舉例說明，欲廣引群書，則檢對不易，欲單引一書，則例子不多，例子多就是錯誤多，錯誤多未必是好書，未必是重要的書，要找一本好而又重要又錯誤多的書，莫如沈刻《元典章》。元典章係一部內容豐富而又極通俗的書，通俗的書難得板本好，寫刻精，沈刻《元典章》不然，寫刻極精，校對極差，錯漏極多，最合適為校勘學的反面教材，一展卷而錯誤諸例悉備矣。同人以為便於初學，特因重印，以廣其傳。[3]
胡適之先生為廣其書，特書援菴先生校勘三事，當為垂範後世之法，其說云：
陳援菴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說是中國校國學的第一偉大工作，也可以說是中國校勘學的第一次走上科學的路。前乎此者，只有周必大、彭叔夏的校勘《文苑英華》差可比礙。我要指出援菴先生的《元典章校補》及《釋例》有可以永久作校勘學的模範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後得了元刻本，然後用元人的刻本來校元人的書，他拼得用極笨的死工夫．所以能有絕大的成績；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對校，標出了所有的異文，然後用諸本互校，廣求證據，是其是非，使我們得一個最好的，最近于祖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據，然後推求今本所以致誤之由，作為「誤例」四十二條，所以他的「例」都是已證實的通例：是校後歸納所得的說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據。此三事都足以前無古人，而下開來者……。[4]
觀胡氏之文，以為校勘之法首當廣求輔本，次為返原本之舊，三為校例當有確證，然此三法實非援菴首創，以下便推源四法之由，並具援菴他書之說以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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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垣：《陳援菴先生全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4月），頁4-5。
[2] 胡適：〈校勘學方法論〉，王國良、王秋桂編：《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11月），頁412。
[3] 陳垣：《校勘學釋例》（台北：學生書局，1971年4月），頁1。
[4]胡適：〈校勘學方法論〉，王國良、王秋桂編：《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11月），頁420-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