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聖嚴（1930-2009）法師，禪宗曹洞宗的五十代傳人、臨濟宗的五十七代傳人，日本立正大學 文學 博士。幼名保康、學名志德、隨軍還俗從軍時，採伯夷、叔齊之「義不食周粟」之義，改名「採薇」，1949年入伍，任通信兵，後升任上士，入伍五年，歷經兩次考試，正是進入陸軍通信學校就讀，在宜蘭受訓時，認識了在雷音寺掛單的星雲法師，後轉任鳳山第二軍團司令部通信連擔任准尉。在尚未升任軍官之前，張採薇上士在駐防圓山忠烈祠期間，報名了 李辰冬 教授主辦的中國文藝函授學校的小說班， 李 教授精於詩經，其「《詩經》全為尹吉甫所做」一論，久為學術圈側目，張上士當時服務軍旅，但出身沙門，且不願仿傚同袍，在背上胸前刺字，以表示效忠國家，故被連上軍官認為思想有問題，將其冠上「反戰」標籤。[1]其事可參見施叔青《枯木開花―聖嚴法師傳》，惟其事略簡，法師於圓寂前夕之英文自傳有詳述此事，該書由李世娟和Kenneth Wapner採訪寫成（2007年採訪），除了一小部分是中文自傳曾經刊載的，有許多部分都是新的，若想了解法師為何能在解嚴時代退役還俗、三十歲二次出家和東初老人的修行機緣，本書足可見證。）
在一九五○年代的台灣，身為軍人是危險的。當國民黨政府掌權時，台灣也經歷了他們的麥卡錫時代。
當我初抵台灣時，我的單位中有一些軍人的背景似有可疑之處。他們的口音聽起來像是來自上海鎮江地區，是共產黨活動的溫床，他們對以前在大陸的事情守口如瓶，人們開始猜測他們可能是共產黨。因為我也是這十幾個從上海來的其中一人，所以他們也調查我。
調查人員間我是否為上海人，我回答：「不是，我是從江蘇來的。」他們叫我要小心。
其他從上海來的人遭受了殘酷的刑罰。調查人員折磨、修理他們，用電線電擊他們，直到招供出自己的背景。其中有一個真的是共產黨人，他被槍殺了。因為他也是從上海來的，因此被迫去觀看槍決。
第二次被指控為共產黨，是在韓戰結束後。在韓國的中國共產黨戰俘被美國遣送到台灣，加入國民黨的軍隊。這些戰俘被打散到不同的營隊，他們身上都有刺青，寫著「反共抗俄，殺朱拔毛」，這些刺青是美國人抓到他們時刺的，這樣他們就只能加入台灣的國民黨軍隊。這在整個部隊裡掀起了刺青的熱潮，以表示自己的忠誠。一位軍官來問我是否也刺了青，我告訴他:「反抗共產黨是從內心反抗，不是靠刺青，我不要在身體上刺青。」
他挑釁地問：「為什麼不？或許你的決心不強，或許你就是共產黨員。」
他們開始監視我，他們的懷疑讓我處在極度的危險中。但我拒絕刺青，我依然計畫著回復出家生活，和尚的身體土是不好有刺青的。因為我的拒絕，其他許多人也不刺青。
第三次，我差點被處死了，這次是起因於我對中國古代詞詩的喜好。我從圖書館借書，抄錄了我喜歡的詩句。其中一首是這樣的：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 沙場 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因為抄錄了這首詩，我被指控是反戰分子，他們甚至還懷疑我企圖鼓動別人加入反戰行列。我告訴長官們，我只是覺得那首詩很美，我常常抄錄詩。但這樣的解說沒什麼幫助，他們依然以懷疑的眼光來看我，說話時帶著譏諷、指控的語調。
這回麻煩可大了。我被全天地盯住，不准一個人單獨行動。我的案子被呈報到上級長官處，由於他們不認識我，所以很可能會下令處決我。
我很幸運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上尉朋友（筆者案：姓名未見於其他文獻和法師的傳記中，似已不可考。），他曾在大陸念大學，我們常討論歷史、文學與佛教。他很維護我，並報告他的上司說：「他是個和尚，剛巧喜歡文學、詩詞，不會惹麻煩的。」他又解釋說：「因為他是和尚，難免對戰爭有些消極，但絕不是個共產黨員。」
就這樣，我又逃過了一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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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叔青：《枯木開花―聖嚴法師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8月），頁70-71。
[2]當在法師擔任上士通信兵前後，當時法師除了小說以外，也用不同的筆名發表幾十首新詩，當時法師寫的佛學評論文字較少，有名的俗家筆名「醒世將軍」也尚未使用。同前注，頁69-70。
[3]釋聖嚴口述、李世娟、Kenneth Wapner採訪整理：《雪中足跡―聖嚴法師自傳》（台北：三采文化，2009年2月），頁109-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