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可．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1942-2008）的姓氏經常被無知者唸成克里奇頓，這位身高近兩百公分的作家似乎並不怎麼在乎。在一次國際文學研討會上，他拿著一份台灣報刊（或雜誌）的剪報影印稿向我是來，非常有禮貌地問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我說當然可以。「請你告訴我我的名字在哪兒?」他把影印稿遞給我。那是國內一位頗負盛名的評論家的宏文，此人慣以迻譯時髦政經文化資訊並加改寫為能事，語多激切憂憤，又頗中時弊，很受知識青年推崇，號稱大師。可是大師仍然搞錯了克萊頓的姓氏，他寫的是克里奇頓。
「聽說這是一篇評論我的書的文章，我想知道我的名字在中文裡是怎麼讀、怎麼寫的？」這位集《休羅紀公園》、《剛果》、《旭日東昇》、《桃色機密》等暢銷巨作於一身的作者得彎腰俯首才能勉強跟我說話，那姿勢顯然十分吃力；不過他極有耐心――而我卻一點兒也不知道中文姓名有那麼值得探究。為了不讓國內那位大師的「克里奇頓」貽人竊笑，我祇好掏出筆來，逕自將那份影印文章翻了個面，索性把「麥可．克萊頓」幾個大字寫了，然後託言影稿字小、難於辨認，請他就我手寫者將就學習、也就罷了。克萊頓很好說話，當下歡天喜地，如獲至寶，連聲說要將之裝框懸掛。我當時心想：傻洋人畢竟是傻洋人，無論是如何當紅的好萊塢傳奇製造者，能把我那筆破字當書法藝術，腦眼必有其一出了毛病。而我面前這個大高個兒卻在幾分鐘之後捧來一本小書，並以扉頁親筆題簽示我，道:「這是我的第一本書，直到我成名之後，才有人肯去出它、買它。」我仔細展讀，果不其然：這是克萊頓一九七六年的作品，但是直到一九八八年十月才由Ballantine公司（紐約Random House出版公司分部）在加拿大出版問世，彼時雖尚無史蒂芬．史匹柏的《休羅紀公園》電影造勢，克萊頓其實已享譽紐約，非吳下阿蒙了。
然而這本書《吃死人者》（Eaters of Dead）；卻是一部奇書。它是敘述一個在西元九二一年由巴格達派往布爾加（Bulgars）的特使阿麥．伊本．法德蘭（Ahmad lbn Fadlan）如何遭遇北歐蠻族的經過的文獻。在長達三年的旅途中，阿麥歷盡艱辛，始終未完成原先的使命，但是與北方人（Norseman,Northman,Viking）的接觸卻獨具歷史意義，因為這是人類所知的中東回教文明與蠻族社會的首度接觸，且由親歷者自述其實，可以說是文化人類學和比較社會學上的大經典。所以從西元一○四七年以來，不斷有各種新出土的「手稿」或「鈔本」附麗，其中不乏偽託。究其情，當然是有心人想藉由這部書竄入歷史文本，揚名攫利。克萊頓早在一九七四年重新整理故紙，比校對勘，全然走出於小說家的直覺――他認為這份文件不應祇是學者心目中的枯燥材料，更是一部充滿戲劇性的冒險傳奇；於是且譯且述、夾議夾注，終於讓此書有了常人可讀的平易面貌。可是今人不喜讀書，舉世皆然，要不是克萊頓挾好萊塢電影工業之威更上層樓，名震寰宇，這本書恐怕早已沉埋書肆或覆瓿糊窗了。而今，據說它已由Touchstone電影公司翻製拍攝成一部由安東尼奧．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和奧瑪．雪瑞夫（Omar Sharif)主演的片子，懶得讀書的觀眾應不致錯過。[1]
案：據麥可‧克萊頓自述，該書其實是為了友人的一堂中古文學教程而寫的，該書分正文、註解兩部分，註解乍見似為法德蘭所述，其實全為麥可‧克萊頓杜撰，但頗具可讀性，其《Eaters of Dead）》（台譯：《乘著夜霧的惡魔》）述其創作旨趣云：
因為一個挑戰，讓我開始構思寫作這本《乘著夜霧的惡魔》。在一九七四那一年，我的一個朋友寇特，魏拉森打算在大學開一門課―他將其稱之為「大無聊」―在課堂中，他將介紹所有被公認為對西方文明發展極為重要的文本，但事實上，由於這些文本過於冗長且枯燥，已經沒有人願意花時間去閱讀它們了。寇特說，他在「大無聊」這門課首先要談的就是《貝奧武夫》（Beowulf）這部史詩。
我並不同意他的觀點，我認為《貝奧武夫》的故事內容是非常刺激且極具戲劇性的―而且我認為我自己可以證明給他看，於是我回家之後，便立刻開始為這本小說構思、做筆記。
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依照學者們的研究慣例，將史詩中的詩句和神話故事，當成像是有事實根據般地進行調查，海因里希‧謝里曼深信《伊里亞德》的故事確有其事，並因此發現了他所聲稱的特洛伊和邁錫尼遺址，亞瑟‧埃文斯爵士因相信希臘神話中關於米諾陶諾斯（Minotaur）的傳說，而因此發掘出克里特島上克諾索斯（Knossos）古城的宮殿遺址，M‧I芬利和其他學者，曾沿著《奧德賽》中尤利西斯（Ulysses）行經的路線遊走，里昂內爾‧凱森曾描寫過可能是希臘傳說中的阿爾戈英雄們（Argonauts）及其領袖傑生（Jason）真正歷經的旅程，由此看來若沿襲此項研究慣例，去想像《貝奧武夫》也是根據一真實事件所寫成，應該是合理的。
我們今天所讀到的怪誕故事內容，是經由好幾個世紀的口耳相傳，並透過不斷潤飾而產生的，但我想我們可以將這樣的過程倒推回去，去掉那些詩意的創作部份，回歸到最初人內真實經歷的核心―亦即回歸到那些真正發生的事件本身。
想揭開故事真實面貌的構想雖十分吸引人，但卻不切實際，近代學術界對於如何區分詩意的的創作內容和和作品所隱含的真相事實，並沒有提供任何客觀的作法。甚至嘗試這麼做的本身就意味著在做無數大大小小的主觀決定―到最後，由於「決定」做得太多，也因而導致所得的結論必然又是另一個「創作」：一個描述「原始事件可能是什麼」的「虛擬歷史」幻想作品。
這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妨礙了我的工作進程，當然，就寫小說而言，我是打算創作一部署於我自己的幻想作品，但這部作品本身仍需要有嚴格的邏輯性。而我正是為這隱藏我想寫的東西背後的邏輯性所困擾。不過，既然連真正的學者也無法完成我打算作的事，我認為我也不能佯稱自己已經在創作過程中做到了，這並不是缺乏想像力或勇氣的表現，它純粹只是現實的考量，就像一般的學者一樣，我手邊並沒有任何依據可以決定，《貝奧武夫》中的情節，有哪些該保留，又有哪些該刪減。
不過，我對這個追溯原始史實的想法仍舊抱持濃厚的興趣，儘管它似乎是如此的不堪一擊。我不禁要問另一個問題，假設那些使我苦惱不已的實際問題在片刻之間突然不存在了，而且追溯事實的工作也真的可以進行。那麼，最後產生的歷史故事會是什麼樣子呢？我猜想他可能只是對一千多年前發生的戰役所作的一些極其平庸的敘述罷了。事實上，我覺得它大概會向絕大多數著名的事件的目擊者對這些事件的經過所作的描述一樣，亦即是被那些沒注意到自己所見所聞有多重要的人們記錄下來的內容。
我所碰到了問題終於在這樣的思考模式下有了解決之道，很顯然的，我需要的是一個目擊者的陳述，但這麼一來我又碰到了一個難題，因為我不能從已經存在的《貝奧武夫》故事中摘錄出這樣的陳述，而且也不打算自己去捏造它。不過，就某一方面來說，我知道我並不需要捏造它―我可以去「發掘」它。
我是這麼想的，假設當時有一個觀察者曾親身經歷這些戰役，同時也記下了所見之事，而這些記述並在後來被轉化成詩歌，廣為流傳；我又假設這段紀錄早已存在，但卻一直沒有人明白它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如果事情真如我所假設的那樣，那麼我根本不需要虛構任何一部分；我只有仿照那個目擊者的記述內容寫出故事，然後再為讀者加上註解就可以了。
以上所述的這個已存手稿的概念，避開了先前阻撓著我的邏輯問題，因為一份被發現的手稿不會是我創造出來的―就算我打算創造它。當然，這個想法聽起來十分荒謬、不合情理，但這種狀況卻隨時都在發生。這就好像演員必須靠著道具、假八字鬍，或是其他的技巧，將自己和他們所飾演的角色區分開來，否則便無法演戲。我現在也正處於類似的情境中。
那麼，哪一種記述最合適呢？我的結論是，由一個不屬於當地文化圈的外來者所寫的內容，將會是最合適的記述。因為這樣一個旁觀者，較能在事件發生的當時將其始末客觀的記述下來。但是，這個旁觀者會是誰呢？他又是來自哪裡呢？
經過一再考慮之後，我想我已經找到了這樣的人，在西元十世紀的時候，有一位叫做伊本法德蘭的阿拉伯人，曾由巴格達出發，向北遊歷至今天的俄羅斯一帶，在那兒他和維京人（即北歐海盜）曾經有一段長時間的接觸。學者間眾所周知的伊本法德蘭手稿，便是對維京人的生活及文化習俗所做的最早見證之一，當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就曾閱讀過這部手稿中的一些片段，伊本法德蘭的寫作方式與風格十分獨特；他是我們可效法、可信任的對象，但同時又是令人無法預期、捉摸不定的。而我感覺到，他並不會介意在一千多年後的今天，重新扮演起《貝奧武夫》詩中各場景的目擊者這樣全新的角色。[2]
又，麥可‧克萊頓已於2008年11月4日去世，得年僅六十七歲，請參閱筆者〈擅說故事的終極大師-悼麥可‧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http://0rz.tw/kaBgc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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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大春；《本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8月），頁159-161。
[2] 麥可‧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原著、畢馨云等譯：《乘著夜霧的惡魔》（台北，輕舟出版社，1998年8月），頁213-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