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北京故宮內之前明經筵進講處，此為修復前之面貌。)
夫聖人經典者，前儒深信其必有經邦濟國之大法，故帝王欲典學崇治者，儒臣多以重開經筵諫之，希以聖典涵泳其心，以成堯舜文武之業也。考經筵之起，即前代所謂帝王與朝臣論道問學之事，清儒秦蕙田（1702-1764）《五禮通考‧嘉禮四十五‧學禮》條即論「經筵」緣起云：
蕙田案：三代聖王，終始典學，緝熙光明，設三公之官，坐而論道，又有師氏、保氏掌以媺詔王，王舉則從，其時雖不聞有經筵之名，然《大戴禮》稱「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而〈學記〉則云：「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蓋古聖待講學之臣，其崇重如此，《大戴禮》有〈武王踐祚〉一篇，稱王下堂，東面立，師尚父，西面授王丹書，與經筵之儀相近，後代舉經筵不於太學而於殿廷，亦相類也，故錄以為經筵之緣起云。[1]
秦氏所論，雖不無推衍，然漢代多有帝入太學以論道之事，此為定例，可以想見。宋、元以降，其制益密，明初承大亂之後，未能重開經筵，至英宗方啟此事，《明英宗實錄》即記云：
丙辰（正統元年，西元1436年），行在禮部尚書胡瀠等進經筵儀注。先是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言，伏惟皇上肇登寶位，上以繼承列聖，下以統御萬邦，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由講學而致治者也，《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由是觀之，凡經筵講讀之官，左右侍從之人必皆選正人用之，君德庶有成也，於是上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等推舉講讀官，上賜敕諭以輔知經筵事，士奇、榮、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循，侍讀高榖，修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2]
然經筵大典，不得日行，其細密功夫，當賴日講，明代則另分日講、午講諸儀，《五禮通考‧嘉禮四十五‧學禮》條即釋云：
經筵之禮始於宋代，所以講明正學，涵養德行，預防非幾之沉萌，沉潛道義之奧，故論者謂經筵之重，與宰相等，程子所謂人主一日之中，親賢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其所繫不綦重哉？明代于經筵之外，別有日講，午講，諸儀略相彷彿，今並纂輯附于視學之後，蓋宮廷之與膠序，其地雖不同，而承師問道之心則一也。[3]
案：蕙田之說，大扺不誤，然日講實經筵之細密功夫也，《明武宗實錄》即記云：
正德元年（1506）二月辛亥朔，大學士劉健等言經筵日講所以緝熙聖學，收存心養性之功，日新聖德，為制治保邦之本，誠今日之急務也，近奉旨以 二月初二 日肇開經筵，其細審功夫，必資日講，去年十一月內已從臣等所請，至 十二月十四日 以天寒地凍暫免，臣等欲乞經筵之後，即初三日為始，如舊日講，少效涓埃，上以副先帝之顧託，下以慰臣民之瞻仰，從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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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台北：聖環圖書公司，1994年2月《影印清乾隆十八年味經窩初刻試印本》），卷172，頁18上。
[2] 〔明〕國史館臣編：《明英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7月），卷14，頁8下-9上。
[3]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台北：聖環圖書公司，1994年2月《影印清乾隆十八年味經窩初刻試印本》），卷172，頁25下。
[4] 〔明〕：國史館臣編：《明武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7月），卷10，頁1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