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岷先生之斠讎，謹守斠別字句章法之學，或議其不斠是非，徒別異同，此皆不 明 先生斠讎之態度也，先生斠讎，以字句、文例、訓詁為旨歸，此三事皆有根柢，憑經驗立說，則為先生所不取也！先生嘗論斠書之失云：
斠書之失，大抵有三；一、粗疏；二、拘泥；三；穿鑿，雖賢者亦難免焉。前言斠書之人，須具三事，博學廣覽，可以救拘泥之失，明辨是非，可以救穿鑿之失，亦惟博學廣覽，始能探究本原，本原既得，始能明辨是非，所謂博學廣覽，旨在窮搜材料，材料所以濟經驗之窮，尤以直接材料為可貴，然直接材料不可必得，或竟無直接材料可求，各憑經驗立說，則意見紛紜，末衷一是矣，斠書之難，其在此乎！[1]
觀先生之作，雖片言細節，亦審定再三，雖深閎之作，亦覆校重槧，所謂「博學廣覽」、「明辨是非」、「窮搜材料」三事，先生實無愧也！考先生斠讎之業，其勝者有三，茲略述於後，以代結論云。
一、 謹守斠讎之界限，不以考證代斠讎：
清儒斠證，或逞材炫博，或務蒐旁證，雖云鴻博，實難一讀，先生之斠，以述字句異同為要，有審慎之實而無繁重之累，如《左傳考校》「戰於郎」下云：
《左傳‧哀公十一年》傳云：季孫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師及齊師戰于郊。[2]
王叔岷先生《左傳考校》以郊為郎之誤，其說云：
案《史記‧孔子世家》郊作郎，《集解》：「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正義》：「〈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三里，〈世家〉正文郊作郎，郎為地名，徐廣謂：『此哀十一年。』是徐所見此文郊作郎，則郊恐是郎之誤。[3]
先生於此節僅列《史記》、裴駰《集解》、張守節《正義》之異文以證，不涉經師「遠近書異」之辨，誠所謂篤守斠讎之分際之言也。
案：戰于郊者，當為「郎」之誤，《禮記‧檀弓下》云：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4]
鄭玄注「戰于郎」云：
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5]
郊當為郎，王說是也，然僅為章句之證。且魯有二「郎」地，此二郎者，一處魚台；一處曲阜，[6]前者首見於隱公元年，後者首見於隱公九年。哀公十一年所戰者，當近曲阜也，茲略考如下：
《左傳》魚台之「郎」，見《左傳‧隱公元年》四月「費伯帥師城郎[7]」條。杜注此條云：
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有郁郎亭。[8]
此「郎」地，復見於《左傳‧桓公四年》，其文云：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書時，禮也。
（《注》）郎非狩地，故書時合禮。[9]
此郎者當處遠地，據《公羊傳‧桓公四年》云：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10]
隱公元年、桓公四年所述「郎」者，或即《正義》所謂「滕縣西五十三里」也，案唐世河南道轄古兗、豫、青、徐四州之地，[11]據《舊唐書‧地理志‧河南道》分記「曲阜」、「滕縣」條云：
兗州上都督府，隋魯郡，武德五年，平徐元朗，置兗州，領任城，瑕丘、平陸、龔丘、曲阜、鄒、泗水七縣……瑕丘，郭下，宋置兗州於魯瑕邑故治，隋因置瑕丘縣，曲阜，隋縣，貞觀元年省，八年復置[12]。（曲阜）
徐州上 隋彭城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置徐州總管府，管徐、沛、泗、鄫、沂六州。徐州領彭城、蕭、沛、豐、滕、符離、諸陽七縣……滕縣，古滕國，隋置縣。[13]（滕縣）
可知滕縣為古滕國，今魚台位當古滕國西，故可知《左傳》隱公元年、桓公四年所述「郎」者，即今山東魚台縣東北之地也。
《左傳‧哀公十一年》之「戰于郎」者，當為隱公九年、桓公十年、莊公十年所述之「郎」地，江永《左傳地理考實》考《左傳‧隱公九年》「郎地」云：
今按隱公元年，費伯已城郎，蓋魯有兩郎也，費伯城者為魚台縣東北之郎，去魯遠，此年城者，蓋魯近郊之邑，莊十年齊師、宋師次於郎，公敗宋師於乘邱，則郎近乘邱，而〈括地志〉謂：「乘邱在瑕邱西北，瑕邱為兗州府滋陽縣，與曲阜近，則郎可知矣，且哀十一年吳伐我，不言四鄙，傳謂戰於郊，而〈檀弓〉云戰于郎，則郎豈非近郊之地乎？（桓公）十年齊、魏、宋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得之矣。若魚台之郎，去魯約二百餘里。」
江說是也，據《左傳‧隱公九年》傳云：
夏，城郎，書，不時也。
《左傳‧桓公十年》經云：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14]
《左傳‧莊公十年》傳云：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15]
《公羊傳‧桓公十年》則論此郎為近邑，其說云：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16]
「近者」指近魯都曲阜也，哀公十一年「戰于郎」者，當為近曲阜之「郎」也；而桓公四年「譏其遠」之「郎」，當處魚臺。可證哀公十一年「戰于郊」者與隱公九年、桓公十年、莊公十年同，其戰之地當于曲阜。此亦可證王氏《左傳考校》改「郊」為「郎」不誤也。
二、案而不斷，多矜審持平語：
如《墨子‧親士篇》：「夫烏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俞樾《諸子平議》以為「同方」當作「同道」。劉師培《墨子拾補》則以上取字，下同字均疑衍文，「而已」猶云「而止」。于省吾《墨子新證》則以為此文本作「夫惡有同方不＝取＝同而已者乎！」，而上「不」字涉重文而衍，並以為此文義正和上文「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相承。蓋俞說穿鑿、劉說心疑，于說義非。 王叔岷 先生論此節云：
案諸說皆未審，此文本作「夫惡有同方取，不同而已者乎！」今本下取字涉上取字而衍。「同方取」與「不同而已」，相對成義。方猶乃也。「而已」猶「則止。」此言「夫烏有同乃取，不同則止者乎！」如此，與上文義乃相承。[17]
三、不以斠例為通例，以直接之「文獻」為最後依據：
以斠例為通則之弊，非在有他本異同然爾。殆異本易見者，前儒必不致信口穿鑿。是必無他本可證，文義又顯不可通時，方為此舉爾，乾、嘉諸賢用音義理斠者，亦不得已也，次焉者未承精審，徒留成法，不復以文獻為證，如《淮南子‧俶真篇》云：「始知之訴訴然人樂其性者，仁也。」王念孫《淮南雜志》以為「知」字涉上文「所謂知之。」而誤衍也，並以劉績本亦無「知」字為證。 王叔岷 先生復證云：
案：朱本使上有而字，使下亦無知字，《文子‧精誠篇》亦無知字。[18]
又子書之斠所以涉穿鑿者，蓋以義飾說也，《淮南子‧原道篇》「欲寅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下，王念孫《讀書雜志‧淮南雜志》云：
欲寅之心，寅當為，字之誤也。與肉同，《干祿字書》云：「、肉，上俗下正。」廣韻亦云：「肉，俗作。」墨子迎敵祠篇「狗彘豚雞食其。」《太玄‧玄數》：「為會為）。欲肉者，欲食肉也。諸本及莊本皆作「欲害之心」，害亦之誤。（害字草書作，與相似。）《文子‧道原篇》亦誤作害。劉績注云「古肉字」。則劉本作可知。而今本亦作害，蓋世人多見害，少見宜，故傳寫皆誤也。（《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斷竹續竹，飛土逐」，今本誤作害。《論衡‧感虛篇》：「周門木象生肉足」，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害亦之誤。）〈齊俗篇〉「自穴之獸」，穴亦之誤。[19]
懷祖之說，先述例而後證，雖稱精審，不免以例為證，且是說迂曲，大不類他條明暢。 王叔岷 先生以為寅為之誤，《文子‧道原篇》則誤「」為「害」， 王叔岷 先生〈文子斠證〉云：
案：害乃之誤，，俗肉字，欲食肉也。（本王念孫說。）景寫宋本《淮南子‧原道篇》正作。[20]
案：為肉之俗字，然此字王溥本、王鎣本、朱本、茅本、葉本、汪本、吳本、張本、黃本、莊本「欲寅之心」皆作「欲害之心」（案：劉績云：寅，古肉字），惟景宋本作「欲之心」，集解本同藏本。
亦有以為「害」字不誤者， 楊樹達 先生、 于大成 先生皆主是說，茲引如下：
楊樹達先生以為「」字不見於他書，王念孫之說僅備一端，其說云：
欲肉不辭，他書亦絕未見，欲害對文，害字是也。[21]
于大成先生《淮南子校釋》亦云：
〈繆稱篇〉：「鷹翔川，魚鱉沉，飛鳥揚，必遠害也」，許注云：「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許注云云正釋正文「遠害」二字。許彼注「欲害之心」，與此文同，當本此文為說也。《孟子‧盡心下》：「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即此「欲害之心」也。《文子‧道原篇》正作「欲害之心」，默希子注云：「夫欲害忘於中者，雖踐飢虎之尾，處暴人之前，終無患者。」文義何等明白。茍如王說，定為「欲肉之心」，則「欲肉」者，欲食飢虎之肉乎？人而欲食飢虎之肉，亦尟聞矣。《文子》杜道堅《纂義》云：「執機械逐飢虎，幾不免虎口之患，惟我無機心，虎亦無傷焉。」所謂「欲害之心」，即機心也，亦即上文「機械之心」也。害字是也，淮南宋本「欲之心」，今本「欲寅知心」；、寅並害字之誤，楊樹達已言之矣。《列子‧黃帝篇曰》：「海上之人有好漚烏者，每日之海上，從漚鳥游，漚烏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張湛注：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烏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可為此文注腳。海上之人之父，但欲取漚烏而玩之耳，何嘗欲食其肉也？「宵」字是也。宋本「欲之心」，今本「欲寅之心」，、寅並害字之誤，當據《文子》正之。[22]
考楊、 于二 先生之說，可知義例之證，說必多端，究不若文字異同之證為塙， 王 先生非不見於此，蓋審慎而不為也，， 陳援菴 先生《校勘學釋例‧校法四例》所謂「非有確證，不敢藉口理校而憑臆見也[23]。」當為先生所循也。然先生所斠，亦不免承前人成說而誤，如《文子》者，顧觀光以為其乃剿鈔《鴻烈》以成書， 王 先生亦云：「是書剽襲《淮南》，每據許慎、高誘注以改正文。」[24]然簡本《文子》自西元1973年於河北定州城關西南 四公里 處之八角廊村後，[25]唐蘭先生以為其成書早於《淮南子》，當為「先秦古籍之一」，吳光先生以為其成書于西漢初年，[26]正所謂世所未出之證，千古皆不能解者也。然今日簡本《文子》多為殘簡，內容多出〈道德篇〉，如竹簡第2466作「生者道也，養。」[27]，今本作「故物生者，道也。」 王 先生以為「物」字衍，並云：「案：唐寫本無物字。」[28]，先生之文早於簡本出土十八年，能預見後出之證，可知斠讎雖以材料為本，若斠法精審襲詳確，斯可以正千古之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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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叔岷：《斠讎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七，1995年6月修訂版），頁95-96。
[2] 舊題〔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台北縣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十三經注疏本》），卷58，頁1016上右-下右。
[3] 王叔岷：《左傳考校》（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 1998年4月），頁520。
[4] 〔漢）戴聖記、〔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台北縣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十三經注疏本》），卷10，頁189上左。
[5] 同前注，卷10，頁189上左。
[6] 程發軔：《春秋要領》（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89年4月），頁304，〈春秋地名圖表〉。
[7] 舊題〔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台北縣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十三經注疏本》），卷2，頁35上右。日人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云：「崔適曰：『哀十一年，《左傳》戰於郎，作戰於郊，未知孰是。』愚按，《左傳》是，郊，近郊也。」詳〔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 1986年9月），卷47，頁758下右。
[8] 舊題〔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台北縣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十三經注疏本》），卷2，頁35上右。
[9] 同前注，卷101上左-下左。
[10] 〔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台北縣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十三經注疏本》），卷4，頁51上右-上左。
[11] 〔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 1998年11月1版4刷），卷70，頁1232。
[12] 舊題﹝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台北縣鼎文書局 1979年1月），卷38，頁1446-1447。
[13] 同前注，卷38，頁1447-1448。
[14] 舊題〔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台北縣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十三經注疏本》），卷9，頁120下左。
[15] 同前注，卷8，頁146上右。
[16] 〔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台北縣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十三經注疏本》），卷5，頁61下左-頁62上右。
[17] 王叔岷：《墨子斠證》，《諸子斠證》（台北：世界書局，1964年4月），頁104。
[18] 同前注，頁104。
[19] 〔清〕王念孫：《讀書雜志》（台北：樂天出版社 1974年2月2版《影印高郵王氏遺書本》），頁765上左-下右。
[20] 王叔岷：〈文子校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7期，（1956年4月），頁4。
[21] 楊樹達之說轉引自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年8月），頁46-47。
[22] 于大成：《淮南子校釋》（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國文研究所高級研究生畢業論文，1969年7月《作者自印本》），頁17。
[23] 陳垣：《校勘學釋例》（台北市學生書局 1971年4月），頁149。
[24] 王叔岷：〈文子校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7期，（1956年4月），頁1，案：王先生《文子斠證》所據最佳之全本，為《道藏》默希子注本，殘本最古者為敦煌唐寫本，惟僅存〈道德篇〉百五十六行。
[2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定州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的整理和意義〉，《文物》第475期（1995年12月），頁38。
[26] 案：唐蘭先生語見文物出版社出版之《經法》中之《唐蘭附記》，吳光先生說見《文子新考》（收于《古書考辨集》），此二說轉引自鄭良樹：《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9月），頁11。
[2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文物》第475期（1995年12月），頁29。
[28] 王叔岷：〈文子校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7期，（1956年4月），頁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