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斠證》，是王叔岷先生民國1939年6月至1962年11月關於諸子斠讎短篇論文的合訂本，其中的《淮南子斠證》用力最多，成就也最高，王先生在世界書局出版的書甚少，此為筆者僅見的一本，早已絕版多年，為王先生壯年時期斠讎成績的代表作。)
一、 王叔岷 先生斠讎通例概述
古今校讎之法，蓋不出 陳援菴 先生所謂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法， 王 先生兼包並用，於理校法一道，所獲尤多， 胡適之 先生謂：
王念孫、段玉裁用他們過人的天才與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種推理校勘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補版本之不足，但校讎的本義在於用本子互勘，離開本子的搜求而費力於推敲，終不是校勘學的正軌。
胡適之先生乃為援菴先生《元典章校補釋例》而作，胡氏以援菴先生之「以元刻本校沈刻本」為「科學的校勘法」，乃「校勘學之正軌」，實為篤論，然元代距今不遠，元人初刻祖本易得，而先秦漢唐，若有唐宋寫本或刻本已屬難得，遑論作者之初稿。而王氏所斠之籍，率多先秦兩漢舊籍，所謂對校者，實所見最古之本也；然王氏於校書，有善本，則以善本校之，無善本方以關係書或古注校之，時或以原書文例校之，並發古書文字新義以證其校。先生於致誤之由，發明最精，從〈校讎通例〉之九十例，推衍至初版《斠讎學》的一百二十二例（修訂版《斠讎學》增加至一百二十四例，[1]）然致誤之例，可為通則乎？胡適〈校勘學方法論〉又云：
向來中國校勘學者，往往先舉改讀之文，次推想其致誤之由，最後始舉古本或古書引文為證。這是不很忠實的記載，並且可以迷誤後學。其實真正校書的人往往是先見古書的異文，然後定其是非；他們偏要倒果為因，先列己說，然後引古本異文為證，好像是先有了巧妙的猜測，而忽得古本作印證似的！所以初學的人，看慣了這樣的推理，也就以為校勘之事是應該先去猜想而後去求印證的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古來許多校勘學者的著作，其最高者如王念孫、王引之的也只是教人推理的法門，而不是校書的正軌；其下焉者，只能引學者走上捨版本而空談校勘的迷途而已。[2]
胡適之先生此言，蓋批評古來校勘家之通病，以「先列己說，然後引古本異文為證」云云觀之，雖高郵王伯申、石臞父子亦不能免其詬也，若以此法論之， 王叔岷 先生亦在其列矣。然高郵王氏喬梓《讀書雜志》、《經義述聞》之作，皆以筆記為文，每條皆校勘之作，而其行文則先列己說而後引證，與向來斠讎家似無所異，然此無異者，特為行文之次耳，非真無異也。蓋王氏父子先列己說，乃先述其「勘定結論」然爾，非適之先生所謂「倒果為因」、「先有了巧妙的猜測」矣。愚謂王氏校例之所以較他家精審者，乃先述果（結論）後述因（誤例），直與他家貌似而實異也，此不可不辨。其可病者，蓋王氏誤例除《淮南雜志》外，其餘九種，實未能通校全書，所得雖精，僅為一籍之說；而 王叔岷 先生所發校例，皆手校群籍、類別其訛而得，故其所得遠邁高郵二王。
至於適之先生論校例「分類太細碎，是一可議；《淮南》是古書，古本太少，王氏所校頗多推理的校勘，而不全有古書引文的依據，是二可議；論字則草書隸書篆文雜用，論韻則所謂「古韻部」本不是嚴格的依據，是三可議。校勘的依據太薄弱了，歸納出來的「誤例」也就不能完全得人的信仰。」，雖云不誤，然其「三可議者」，中「誤例之粗細繁簡」一節，實不足為校勘之病矣，胡氏云：「所謂「誤例」不過是指出一些容易致誤的路子，可以幫助解釋某字何以成某字，而絕對不夠證明某字必須改作某字。」誤例於校勘學，但為解釋說明也，非胡氏所議為之「證明」也，王叔岷〈校讎通例〉即述其例之旨云：
徵諸載籍，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已開校書之端，[3]……清儒專工，遂極其則；餘風所播，日本士流，亦步亦趨，時運漸移，好古者稀，習尚既殊，斯道寖微！即有一二好學之士，又苦無門徑可尋，今避亂孤島，講習之暇，聊本所見，粗擬通例九十事，惜行篋乏書，幾等空弮，所舉例證，僅據拙著《孟子校補》、《莊子校釋》、《呂氏春秋校補》、《淮南子校補》、《列子補正》數種；偶有未備，再搜檢前賢成說，自度譾疏，未窺閎恉，尋行數墨之得，覬被採於初學耳。[4]
先生初擬之斠例，實僅為後學說明致誤之由也。凡先秦舊籍，歷經傳鈔，訛誤自多，然古本傳世既稀，唐宋寫刊亦有臆改，對校之法當以別異同，不可遽信其本來如此也，對校雖為一切校法之本，若限於材料致不可為，則一切古書皆不可校矣。前儒校家之高者，正以理校而著有成績也。 王叔岷 先生所為人稱者，亦不僅顧千里、盧抱經之以「別本校異同」耳，實承王氏父子淹博群籍、推源理校之法矣。且先生斠例，皆先斠定，方歸納是說，非所謂先假設而後求例也，其於《斠讎學》序又申其旨云：
計釋名、探原、示要、申難、態度、通例七章約二十萬言，所舉例證，以拙著為主，此雖小道，有類糟粕土苴，然誠堅實有力之學也。方法、態度二章，讀者可參閱拙著〈論校古書之方法及態度〉一篇（《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三期），本書所述，雖出入頗大，詳略迥別，仍以前作為基礎，通例一章可參閱拙著〈校讎通例〉一篇（《歷史語言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下冊。）昔王念孫〈淮南雜志後敘〉，撰《淮南》致誤之由，曾標六十二例，王氏誤計為六十四例，雖僅限於一書，實可作斠讎古書之通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五至卷末，涉及斠讎者，亦有三十六例（本三十七例，兩字對文而誤解一例，與斠讎無涉。）雖博徵群籍，惜所見反遠較王氏為少，億岷擬定〈校讎通例〉時，行篋乏書，無暇檢證，所標條例，僅據拙著《孟子校補》、《莊子校釋》、《呂氏春秋校補》、《淮南子斠證》、《列子補正》數種，已得九十事，近歲斠書較多，復有進益，因更廣其例為百二十二事，視前作自較精密，然尚未能盡其變也，蹙蹙勞生，暇日苦少，踵事增華，估待賢達耳。[5]
此百二十餘例之釐定，[6]除先斠別本之異同、他籍之稱引，先賢之審訂亦在釐析之列，先生不妄訂訛脫，凡有跡可循者，方論其是非，遇前儒聚訟關節，亦一一論定，其法則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兼用，其論定則舍義理而就章句，亦可見先生論學之方也。如其定《墨子‧兼愛中》形誤之條云：
《墨子‧兼愛中》：
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辨其故也。
俞樾《平議》云：
「辨其」下脫害字，下文「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害之。」是其害也。
孫詒讓《札迻》云：
害字似不必增。
王景羲《墨商》云：
利字可疑，而害字似不當增，當為類之聲；又涉上下文諸利字而改，此云：「不涉其類，辯其故。」即下〈非攻篇〉：「子未察吾聲之類，未明其故者也。」語意正同一例。此二語本答上文「難物迂故」之詞，並非專為下文辯明利害而設，又此下文引晉文公、楚靈王之事，即此所云「識其類」也，下文「君說之，故臣能為之。」即此所云「辯其故」也，此下一大段文字，皆申明此二句之意。（據李笠定《墨子閒詁校補》引。）
案：利當為物，「特不識其物，辯其故也。」承上文「天下之難物于故也」而言，（「物于故」猶「物與故」，于省吾《新證》有說，孫詒讓以于為迂之借字，王景羲《墨商》，吳毓江《校注》並從之，非也。惟于氏據此文，謂上文「物乃利字」，則未深思耳。）利，古文作「」，與物形近，故物誤為利耳，《莊子‧德充符篇》：「審乎假，而不與物遷。」，〈天道篇〉物誤利，正同此例，〈非攻下篇〉：「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以類、故對言，此以物、故對言，其義一也。左昭九年傳：「事有其誤。」杜預注：「物、類也」，《易‧繫辭下》：「爻有等，故曰物。」孔穎達《疏》：「物，類也」，並物、類同義之證，俞氏謂此文「辯其」下脫害字，固非，王氏謂利為類之聲，亦未得也。[7]
又「形誤—俗書形近之誤條」云：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妻子因毀新，令如故。
王先慎《集解》本無「子」字。云：
《北堂書鈔》（一二八）引無，今據刪，《御覽》六九五引作「妻因鑿新為孔」。
案影宋本《御覽》作「妻因鑿新為孔效之。」今本毀字，即鑿之誤，鑿，俗書作，因誤為毀，《顏氏家訓‧書證篇》所謂「鑿頭生毀是也」，《淮南子‧說林篇》：「毀瀆而止水」，《意林》引毀作鑿，毀亦鑿之誤，與此同例。
《莊子‧天地篇》：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
孫詒讓《札迻》云：
火當為，與火形近而誤，《說文‧八部》云：「，分也，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今經典通借別為之，此古字之僅存者，『馳』猶言『舛馳』，與『異形』之意相類，〈外物篇〉：『火馳而不顧』，火亦之誤。」
案：孫說於義則是，於文似未得也，火蓋北之形誤，「北馳」即「背馳」，猶「舛馳」也，〈外物篇〉：「火馳」而不顧，火亦當作北，《史記‧太史公自序》：「北正黎以司地。」，司馬貞《索隱》以作「火正」為是，亦北、火相亂之例。[8]
然則先生視「斠例」為「通例」乎？「致誤現象」乎？惜未有明言矣。然考諸王氏斠法、斠例，可知先生並未若曲園之「倚為定例」也，其一例之得，蓋「就誤論誤」也，未設言以通眾籍矣。若俞樾之「先設後論」者，方為適之先生所譏也。
二、乾、嘉因聲求義斠法之創新：
欲求因聲致誤，必先明其音、義通互之理，所謂「疑于義者，以聲求之；疑于聲音，以義正之」，此為辨別因聲而誤之要則也，此法立基於「義存乎聲」，然聲同非等於義同，需合近、同、通、轉之法，[9]方可定其誤也，清儒多已明聲同互通之由，如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史記考異‧刺客列傳》條云：
曹沬者，魯人也，《索隱》云：「沬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沬宜音劌。按：說文沬未，讀若莫葛切與亡葛同，沬未，讀荒內切，本是兩字，小司馬溷而為一，非也，劌字宜讀如鸞聲噦噦之噦呼惠切，乃與沬音相近。[10]
案：據瀧川《史記會注考證》以為二字音近而異也，其說云：
梁玉繩曰：「曹子之名，《左》、《榖》及〈人表〉、《管子‧大匡》皆作劌。《呂覽‧貴信》作翽，〈齊〉、〈燕〉策與《史》俱作沬，蓋「音近而字異耳」。《索隱》于〈魯仲連傳〉作昧，疑訛。」[11]
王叔岷先生亦以為二字音近而通，並列諸條於下，其說云：
案梁氏又云：「沬，荒內反。《索隱》音：『亡葛反』，從末，非」，考證引未備。《御覽》四三三引此沬亦作沫，《意林》引〈胡非子〉、《文心雕龍‧祝盟篇》並同，《管仲列傳索隱本》亦末作沫，云：「沬音昧，亦音末。」既言「音昧」，則〈魯仲連傳索隱〉云：「魯將曹昧，」昧自是誤字矣。曹子之名，《國語‧魯語上》、《御覽》四百三十引《呂氏春秋》（貴信篇）、《新序雜事四》、《鹽鐵論‧論勇篇》、《後漢書‧崔駰傳》，《劉子‧履信篇》皆作「劌」，〈齊世家〉有說。[12]
考瀧川、叔岷先生之法，除明其音近外，尚須揆諸原書同一章節之文句，若合上下之句例，方能議其正誤，此即王引之《經傳釋詞‧序》所謂：「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13]」王氏斷《韓非子‧守道篇》「備」字為音之誤云：
《韓非子‧守道篇》：
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
顧廣圻《識誤》云：
「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藏本、今本避作備，按備字涉上句誤。
案：顧說非也，避乃備之聲誤，備謂防備也，上文「設柙非所以備鼠也。」與此備字同義；下文「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豫猶備也，《國語‧晉語一》：「戒莫如豫，豫而後給。」韋昭注：「豫，備也。」當從藏本，今本（趙用賢本）作備為是，俗讀備、避聲相亂，故二字往往互，《呂氏春秋‧節喪篇》：「善棺，所以避螻蟻蛇蟲也。」舊校云：「避，一作備。」《淮南子‧脩務篇》：「銜蘆而翔，以備矰弋。」《六帖》九四引備作避，並其比。
《淮南子‧兵略篇》云：
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
案日本古鈔卷子本，「帶角」作「戴角」，《御覽》二七一、九四四引此並同，是也，帶即戴之聲誤，〈脩務篇〉亦作「含牙戴角」，〈原道篇〉：「故牛歧而戴角」，〈墜形篇〉：「戴角者無上齒」（又見《大戴禮記‧易本命篇》、《家語‧執轡篇》）〈本經篇〉：「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咸可證今本此文「帶角」之誤，山東臨沂西漢墓出土《孫臏兵法》殘簡〈勢備篇〉：「陷齒戴角」（陷借為含），《史記‧律書》：「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亦並其證。[14]
三、對舊注之審訂與歸納概述：
斠讎之業，最難者莫過詳審前人之說，若諱避前說以申己說，不免專斷， 王叔岷 先生於《史記斠證》字句整理部分，立證成舊說，補充舊說，修正舊說，審定舊說，舊說所無五端，茲就《左傳考校》、《史記斠證》二書涉及之例，條列如下：
1、證成舊說：乃前人已有相當之說解，然無直接證據，或甚無證據者屬之，如襄七年《傳》：「委蛇委蛇」條云：
《校勘記》：「石經》初刻作『委委』。案《詩．羔羊．釋文》云：『沈讀作「委委」。』是沈氏所見本作兩重文也。下『衡而委蛇』，《石經》初亦作。」案乃俗蛇字。古書疊字，下作二畫以識毛。「委委」之作「委委」者，蓋本作「委==」，應讀作「委委」，淺人不識，因誤為「委委」耳。[15]
先生以古書「疊字」慣例，說明「委蛇委蛇」誤為「委委蛇蛇」之由。本年《左傳》云：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 後衛 君，今吾子不 後寡 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16]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今吾子不 後寡 君，寡君未知所過」二句作：
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17]
舊鈔卷子金澤文庫本猶存古書疊字原貌，先生之言是也。
《史記斠證‧淮陰侯列傳》「知者決之斷」條亦屬證成舊說，其說云：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
王念孫《雜志》云：「『知者決之斷』」當作『決者知之斷。』下句『疑者事之害』正與此相反也。有智而不能決，適足以害事。故下文又申之曰：「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案《後漢書‧馮衍傳》：「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亦以決、疑對言，可證成王說。[18]
2、補充舊說：案舊說有直接證據，而解說末盡；或其直接證據尚可補充者屬之，如襄十六年《傳》：「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杜《注》：「言使賤人來唁己，是惠賜不終也。」條云：
《校勘記》「石經》此行君字起刑字止。此行只九字，非初刻也。」案舊鈔卷子本作「抑君之賜臣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賜上多之字，賜下多臣字。據《注》「惠賜不終」，是正文賜下本無臣字。蓋涉下「刑臣」而衍。賜上蓋本有之字，《石經》每行十字，而此行君字起刑字止，只九字。初刻賜上蓋本有之字，與卷子本同，若字至刑字正十字也。[19]
先生據杜〈注》，並結合斠讎學常識，定舊鈔卷子本「田」字為衍文；復以《石經》刻字每行十字通例，推定「賜」上應有「之」字，補充《校勘記》之說。
又《史記斠證‧孝武本紀》「康后有淫行」條云：
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
《考證》云：「〈封禪書〉、〈郊祀志〉無得字，此衍。顏師古曰：『不相中，不相可也。』」
案「與王不相中得，」得乃後人旁注字之竄入正文者。中猶得也，〈封禪書索隱〉引三蒼云：「中，得也。」「與王不相中，」猶言「與王不相得」耳。[20]
3、修正舊說：乃前人已有說法，先生以為未盡可取，遂提出論據修正之，如襄三十年《傳》：「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杜〈注》：「沈珪於河為信也。」《考校》云：
王引之云：「《釋文》出『與子上用兩珪質于河』九字，云：『一本作「與子上盟」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為一句也[21]。』案用上盟字蓋衍文。『用兩珪質于河』，此誓也，非盟也。下文『入盟大夫』，乃言盟耳。《曲禮》曰：「約信曰誓，蒞牲曰盟。』僖二十四年《傳》：『子犯以璧授公子，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亦是約信而非盟也。故〈晉語〉但言『公子沈璧以質』，而不言盟。（原《注》：「韋《注》曰：『質，信也。沈璧以自誓為信。』」〉自《史記．晉世家》載此事云：『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說苑．復恩篇》亦云：『沈璧而盟』，始誤以誓為盟。蓋西漢時已不知誓與盟之有別矣。杜《注》『投其璧于河』曰：『質信於河』，注此《傳》曰：「沈珪於河為信也。』但云『質信』，云『為信』，則非盟可知。杜所據本蓋無盟字。」（《經義述聞》十八）案王氏謂「杜所據本蓋無盟字」，蓋是。盟字疑涉下文「入盟大夫」而衍。惟王氏謂《史記．晉世家》「『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說苑．復恩篇》『沈璧而盟』，始誤以誓為盟」，則尚可商榷。竊以為〈晉世家〉「投璧河中」是誓。「以與子犯盟」，以猶且也。「以與子犯盟」是盟。〈復恩篇〉「沈璧而盟」，而亦猶且也，謂投璧為誓之後且盟也。然則非西漢時已不知誓與盟之有別矣。[22]
先肯定王念孫「杜預所據之本無盟字」之說，並以斠讎學常識推論其誤衍之由；再進一步仔細分析盟、誓之別，修正王氏「西漢時已不知誓與盟之有別」之說。
又《史記斠證‧鄭世家》「孔子嘗過鄭……兄事子產」條云：
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
梁玉繩《志疑》引王若虛《滹南集辨惑》云：「既云『如兄弟，』何必復言『兄事？』兼已死之後及其次第，亦不應爾。」
《考證》引張文虎《札記》云：「「兄事子產」四字，與上文複。蓋後人旁注誤混，宜刪。」
案：景宋本《白帖》六、《記纂淵海》七三引「兄事子產」四字，並在「與子產如兄弟」下，蓋存此文之舊。「兄事子產，」正以申述「與子產如兄弟」之義。四字誤錯在下文「古之遺愛也」下，遂生王、張二氏之臆說矣。[23]
4、審定舊說：前賢已有極多說解，然疑莫能決者屬之。如襄二十九年《傳》：「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杜《注》：「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考校》云：
俞樾云：「『美哉』之下不著一字，而遽云『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文義不屬。疑『其細』二字當為一句。「美哉！其細。」，蓋美其細也。《說文．系部》：「細，微也。」《荀子．解蔽篇》楊《注》曰：「微者，精妙之謂也。』是細亦未始非美。但過甚則涉干煩碎矣。故又曰「已甚，民弗堪也。』《詩．正義》引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亦失之[24]。」，案「美哉」二字，蓋涉上下文「美哉」而衍。《史記．吳世家》無「美哉」二字。《集解》引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其說是也。其風細弱已甚，民不堪，何美之有！俞氏謂「細亦未始非美，但過甚則涉於煩碎。」不知「美哉」二字為衍文，而強為之說耳。「其先亡」猶「將先亡」。服虔說其為將，是也。[25]
案：本段《傳》文，乃述吳公子季札適魯，請觀周樂事，自〈周南〉、〈召南〉以下，經〈邶〉、〈鄘〉、〈衛〉、〈王〉諸國之樂，季札皆以「美哉」稱頌，〈鄭〉風以下，又有〈齊〉、〈豳〉、〈魏〉等風，季札亦皆以「美哉」稱頌；唯歌〈鄭〉、〈秦〉、〈陳〉三國之樂時，無「美哉」之頌。季札聆〈陳〉樂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與此謂〈鄭〉：「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皆為貶抑之祠，宜無「美哉」二字，季札乃吳國賢臣，《史記．吳世家》詳載季札觀樂事，其述鄭國之樂，無「美哉」二字，蓋存古本之舊。先生既以關係書，又結合斠讎學通例，定經文「美哉」二字為衍文，並糾合服虔古注解說經文，反駁俞樾《平議》之說，肯定服虔說。
《史記斠證‧楚世家》「雖無攻之」條云：
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弒君。
《考證》云：「中井積德曰：『疑有錯誤。』愚按，《通鑑》作『雖然攻之者。』」
案：雖猶惟也，「雖無攻之，名為弒君。」言「惟無攻之，攻之則名為弒君」也。
《戰國策‧楚策一》：「雖無出甲兵，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又見《史記‧張儀列傳》。王引之《釋詞三》云：「言秦惟無出兵，出兵則天下不能當也。」是也。）與此句法同。《通鑑‧周紀四》「雖無攻之，」作「雖然攻之者，」蓋不得其義，而妄改無為然，又增者字耳。（《長短經‧七雄略注》作「雖攻之。」亦不得其義而妄刪無字也。）「雖無」一詞，亦作「唯無」，或作「唯莫」。〈留侯世家〉：「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言「楚唯無疆，疆則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也。（參看《釋詞三》。）《莊子‧知北遊》篇：「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言「汝唯無必，必則無乎逃物」也。並與此句法同。中井、瀧川二氏，並未達此文之義。（此類句法，習見於西漢前，至東漢末期，則不復略字。）
5、補舊說所無：乃前人少有考校詮解，先生或「引他書異文，加以訓解，益以古書例證證成之」者，或「先引各版本異文，再引古書資料詮解證成之」，其中多先生之創見也，如「虛字」之訓解，實為先生之創發，如昭十一年《傳》：「單子其將死乎」，《考校》云：
《校勘記》：「臧琳云：『《漢書．五行志》無將字。乎作虖。虖，古乎字。』」案「其將」，複語，其猶將也。可略其一，故〈五行志〉無將字。襄二十九年《傳》：「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史記．吳世家．集解》引服虔《注》：「民不堪，將先亡也。」說其為將。昭三年《傳》：「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杜〈注》：「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亦說其為將。並其、將同義之證。[26]
又《史記斠證‧孟子荀卿列傳》「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條， 王 先生以為當作「世多有其書，故不論，論其傳云」，其說云：
自如孟子至於荀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
案「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義頗難通。疑論字當疊，「故不論」句，「論其傳云」句。〈管晏列傳贊〉：「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司馬穰苴列傳贊〉：「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孫子吳起列傳〉：「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皆與此文例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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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5年增訂版斠讎學，計增入「既誤且倒」、「依他篇加」兩條。詳王叔岷：《斠讎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七，1995年6月修訂版），頁9-10。
[2] 胡適：〈校勘學方法論〉，王國良、王秋桂編：《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台北：明文書局 1986年11月），頁423。
[3] 王氏《斠讎學》亦以孔子七世祖正考父斠商頌為可徵之斠讎之始，《斠讎學‧探原》一節述云：但吾人所謂之校讎，乃校定古籍。斠定古籍，其原甚早，俞樾序孫詒讓《札迻》云：余嘗案校讎之法，出於孔氏，子貢讀晉史，知「三豕」為「己亥」之誤，即其一事也；昭二十八年《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何劭公謂：「知公誤為伯，子誤為于，陽在，生刊滅闕。」是則讀書必逐自校對，亦孔氏之家法也。（王氏）案俞氏所稱子貢，乃子夏之誤，事載《呂氏春秋‧察傳篇》：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又見偽《孔子家語‧弟子解》，其文云：子夏，字卜商……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人以子夏為聖。字子夏，今本三字脫，讀史志者，今本者誤日，衛人以子夏為聖，今本脫人字，並據《北堂書鈔》百一引補正。孔子、子夏已略啟斠讎之法，惟斠讎之始，考之載籍，則當推原於孔子之先祖正考父（父，一作甫，同。）《詩‧商頌‧那》序孔穎達《正義》引《世本》云：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將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偪，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孔氏因云：「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祖。」，陸德明《釋文》亦云：「正考父，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又據《孔子家語‧本姓解》云：（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叔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叔夏，叔夏生叔梁紇……（叔梁紇）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遂以妻之……生孔子。（王氏）案：華氏之禍，《史記‧孔子世家‧索隱》引禍作偪，與《世本》合，「防叔生伯夏。」，防舊壞為方，據《世本》及《史記》正。亦可證正考父為孔子之七世祖（《莊子‧列禦寇篇》成玄英疏，謂正考父為孔子十代祖，十乃七之誤。）……正考父斠《商頌》《國語‧魯語》閔馬父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韋昭解云：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毛詩敘〉曰：微子至于載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孟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孔穎達《商頌正義》云:「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也。」所謂恐其舛謬而校之，正與斠讎之義合，竊以為正考父以前，未必無人斠書，然尚無載籍可徵，魯語所載如可信，則惟有推原於正考父而已。」詳王叔岷：《斠讎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七，1995年6月修訂版），頁7-13。
[4] 王叔岷：〈校讎通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52年7月），頁303。
[5] 王叔岷：《斠讎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七，1995年6月修訂版），頁20-21，〈斠讎學自序〉（1959年版舊序）。
[6] 先生於此一百二十四條下，亦有附條，如文字例又分：一、古文形近之誤。二、籀文形近之誤。三、篆文形近之誤。四、隸書形近之誤。五、草書形近之誤。六、俗書形近之誤。七、楷書形近之誤。詳前揭書，頁273-285。
[7] 同前注，頁273-275。
[8] 王叔岷：《斠讎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七，1995年6月修訂版），頁283-285。
[9] 即王念孫所謂「語之轉」，「語之變轉」，「聲之轉」，「一聲之轉」，「聲相近」，「古同聲」，「聲義同」，「聲近義同」，「音相同」，「古聲同」，「古聲相近」，「古同聲通用」，「古聲義同」，「聲近義通」，「聲義相近」，「聲義相通」，「聲同義同」，「聲近義同」等等，今人李建國《漢語訓詁學史》將之歸類為近、同、通、轉四大類。詳李建國：《漢語訓詁學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8年6月），頁173。
[10] 〔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台北：鼎文書局 1979年2月《近三百年讀書筆記彙編本》），頁76。
[11] 〔清〕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 1986年9月），頁1023下右。
[12] 王叔岷：《史記斠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八，1982年6月），頁25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