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出版的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十期，雖僅五篇，但寫作者多為學術泰斗，如戲曲理論大家鄭騫(1906-1991)教授，斠讎大家王叔岷(1914-2008)教授，康德哲學權威黃振華教授(逝於1998年)，國學大師戴君仁(1901-1978)教授，元史前輩大師姚從吾(1894-1970)先生，以上這幾位，最後謝世的是王叔岷先生，該期以國內的康德哲學權威黃振華教授〈康德道德哲學原理之分析〉一文最重要，可說是國內讀康德哲學的必讀文章，該篇達140頁之巨，幾乎等於一篇學位論文，昔日台大文史哲學報僅論文章良窳，不率爾割裂的作風，可說是昔日北大編輯風格的再現。該書久積公館舊書店地下室，筆者抽篋騰挪許久，方自廢紙堆中取出，索價極廉，幾以斤論之，學術之貴與賤，良可深嘆歟!)
〈版本—珍古溯源，以「復始」為宗〉。
一、重古不為佞宋，蓋「致誤」初因可貴也：
先生名著《斠讎學》第伍章專論斠讎之方法，計立一、選擇底本；二、廣求輔本；三、參覈本書注、疏；四、檢驗古注、類書；五、佐證關係書；六、熟悉文例；七、通達訓詁七端。[1]考先生之旨，前五條皆材料問題，可知先生於斠法實以「斠讎資料」為旨歸矣。先生於「斠讎」之學，最推重高猶王念孫父子，惟嘆其材料未審也，其《斠讎學》序云：
斠讎之業，盛於乾嘉，高郵王氏，允推巨擘，惟在材料上求勝而已，工力迄未能逮也。[2]
考高郵王氏，其據出某某本者，實有據簡本而定是非者，如《淮南雜志》稱據道藏本，實道藏輯要本也，如《淮南子‧說山篇》「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王氏據「《道藏》本」以為當作「謾他」，而今各本皆作「謾也」，王念孫獨取藏本，不取各本，蓋是本於王氏所見者稱最古者[3]，宋本雖亦作「謾他[4]」，然暗合時不可據。又《淮南雜志‧俶真篇》：「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王氏《雜志》以道藏本作「外方」而改之。然道藏本實不誤也，王氏據輯要本立說，於此則失檢也。[5]斠讎最重材料，材料首重底本，先生《斠讎學》所列斠讎方法，即以「選擇底本」為首稱，並云：
欲斠一書，須先選擇底本以為依據。底本當選較古而完整且少舛誤者，即古、全、善三者兼備。[6]
王先生以為底本當「古」、「全」、「善」三者兼備，豈非蕘圃之嗜習乎？考先生之重古本者，殆珍其「可察之訛」、「初誤之源」也。蓋初誤者，出自無心，其事灼然可識。至於後出之斠本，精則精矣，若以己意妄改，則無從知致誤之由，近世劉文典（叔雅）首輯《淮南鴻烈集解》一書，創發甚多，然因祖據清人莊逵吉本立說，遂有不可通處矣，如〈泰族篇〉條云：
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7]
俞樾（《諸子平議》）於此條云：
樾謹案：身之重也，本作「身句，所重也」比與「天下句，大利也」一律，涉上下句兩言「比之」而誤。《文子‧上義篇》作：「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則輕。」所字不誤，之字亦涉上下句而衍。[8]
案莊本「身，所重也」作「身之重也」，而北宋本、道藏本、朱本、茅本、漢魏叢書本皆作「身，所重也。」曲園、叔雅所斠雖不誤，乃未具善本而議，遂辭費矣。
王叔岷先生於俞、劉未辨善本一節云：
王念孫《淮南雜志》常斥莊本之謬，俞、孫二氏不應據莊本立說，至劉文典《淮南鴻列集解》仍承俞、孫之失，不亦疑乎！夫晚出之本，變動甚多，據以為底本，一往往有訛誤改竄而不知，二即知而加以斠正，亦嫌辭費，三甚至因誤轉誤，去其本來面目愈遠，加以淺學之徒，據誤說以改原書，則「傳之後日，雖存善讀者，亦將茫然，無可尋求矣，豈不為大害乎（顧炎武語，見《日知錄》二十）！」[9]
可知先生定底本之法，不佞宋而非今，亦不是今而非古。因斠書之初旨，為復往哲之始衷也，後儒所議，或突出古人，或曲為迴護，或述祖而別宗，或回穴而彌縫，立意雖深而非其舊也，後學倚之為說，則去聖哲彌遠也，此亦斠讎重初槧之因也。
二、惜今當審源流，以「源古」精校為首要：
先生定底本，以版本源流之佳為要，若其源古，則取今本也，蓋後出轉精，若無妄改，則今刻亦為佳構。先生斠讎之學以《史記斠證》用力最勤，而《左傳考校》則為晚年圓熟之作，故略引二書之例，以 明 先生斠讎之法焉。
〈史記斠證凡例〉云：
本書據日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為底本，《會注考證》係以清同治十一年金陵本為底本，正文以日本所存鈔本校，索隱多據毛晉重刻北宋秘省單行本，《正義》以僧桃源、幻雲所錄補。博采舊說，增益新知，最便初學。[10]
先生定底本，蓋不拘古本也，《斠證》采《史記會注考證》，蓋因《考證》所據，率北宋以前之舊本（毛晉《正義》為重刊本），至於《考證》所妄改者，先生則據百衲本影印北宋景祐監本（影印本不全者，由南宋重刊北宋監本補之）、南宋黃善夫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斠核。先生雖述僅備三本，然所據底本既源出眾本，所備實寡而全矣。
〈左傳考校小引〉云：
考校底本，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之重槧宋本《左傳注疏》。[11]
《考校》乃以清南昌府學阮元審定、重刊，並附有「校勘記」之宋本《左傳注疏》為底本。此本雖係時代較晚之清刻宋本，但據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序〉後所附之「引據各本目錄」，可知此本計引據：
唐石經《春秋》三十卷
不全宋刻〈春秋經傳集解》三冊
不全北宋刻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二卷
淳熙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南宋相臺岳氏《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宋纂圖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足利本〈春秋經傳集解》
宋本《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閩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監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重脩監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毛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本[12]
等十三種或全或殘之古本《左傳》，謂為集《左傳》古本之大成，誠不為過。且清刻本《左傳注疏》各卷之末皆附有阮元之《校勘記》，於各版本已有基礎性之斠理，對異文之考校頗有助益，《考校》一併引用，正是採用了古、全、善三者兼備之底本，在此基礎上進行斠理工作，自能後來居上。邁越前修。
三、輔本務求廣博，以時代早晚、引證詳明為要：
至於「廣求輔本」一節，先生以為輔本當含早、晚、殘諸本，《斠讎學》所列斠讎方法之二為「廣求輔本」，先生云：
輔本包括早、晚、全、殘諸本。夫精於斠讎者，舉誼塙鑿，輔本固不必多。如高郵王氏父子，立說多與未見之本合；段玉裁《說文注》校正文處，往往與唐寫殘本合。此其所以今人歎服也。然，輔本多，實有助於判斷；輔本少，難免疏失。[13]
隋、唐寫卷，倘不可得，則當取據以校勘之本也，〈左傳考校小引〉述輔本取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之由云：
參考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竹添氏以舊鈔卷子金澤文庫本為底本，……舊鈔卷子本乃隋、唐舊本，最為可貴。考校中頗多引證。[14]
〈左傳考校小引〉又述及舊鈔卷子金澤文庫本之外二種唐寫本：
又岷所引景刊《石經》，乃據臺北世界書局縮景刊《唐石經》。[15]至於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本，僅見及景攝之襄公、昭公殘卷，偶有佳勝處，亦據以考校。[16]
可知先生《左傳考校》在版本方面，除阮刻本《左傳注疏》所引用之眾本外，又有竹添氏《左傳會箋》所據之隋、唐舊鈔卷子本及《唐石經》、敦煌鈔本殘卷等，於版本雖搜羅非全，然善本、古本已囊括殆盡矣。此斠讎之資料見識可以救搜羅不全又一證也。
然輔本不足，所見多謬，蓋所見不廣，多患「見而未備」，「顧此失彼」，「忽而未斠三病」，茲舉先生之例以證之。
1、見而未備條：
《淮南子‧兵略篇》：
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
王念孫《淮南雜志》：
上二句當作「故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服者小。」今本加上衍以字，服字又誤作勝，（服、勝左畔相似，又因上下文多勝字而誤。）下言「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猶言「勢之所服」耳。服與制義相近，若作勝，則非其指矣。《漢書‧刑法志》作「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文子‧下德篇》作「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皆其證。
（ 王叔岷 先生）案：「今本加上衍以字，服字又誤作勝。」是也。日本古鈔卷子本作「故文之所加者淺，則權之所服者小。」可證成王說；惟勢字作權，與《文子‧下德篇》同，則為王氏所未料及者矣。[17]
2、顧此失彼條：
《列子‧湯問篇》：
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俞、師曠方夜耳倪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方夜搥耳俛首而聽之」，元本脫字，洪頤《讀書叢錄》十四云：
「夜耳」當作「仄耳」，即「側耳」也。仄，古作「」，與夜字形相近，故作夜耳。
（ 王叔岷 先生）案：唐盧重玄本、北宋本、世德堂本、道藏白文本、林希逸本、高守元本，皆作「俞、師曠方夜耳俛首而聽之。」道藏江本作摘，古字通用。）與上「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相對為文。惟元本脫字，（清任大椿《列子釋文考異》云：「今本耳」作「夜耳」。蓋不知夜下脫字也。）洪氏未檢他本，而曲說以通之，豈非顧此失彼乎？[18]
3、忽而未斠：
《韓非子‧釋邪篇》：故鏡執清而無事。[19]
（ 王叔岷 先生）案：《說郛》本清作明，下文「夫搖鏡則不得為明。」與此明字相應。
〈說林下篇〉：漁者持鱣，婦人拾蠶。
王先慎《集解》云：
持，下〈七術篇〉作握。
（ 王叔岷 先生）案：《說郛》本「漁者」上有「然而」二字，持亦作握。〈七術篇〉作「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亦有然而二字。[20]
觀此三誤，可知先生所謂見而未備者，蓋所收輔本不廣，雖中而亦有闕漏也；顧此失彼者，蓋未見他本，立說雖審而實迂也；忽而未斠者，蓋所斠雖中，然須他本佐證也。故可知先生之立說，必見他本有證方能立，先生雖以理校名家，亦特重版本之證，後世空言肆說者，可不慎歟？
〈類書、古注—雖古必察，不以古人信手徵引為證〉
至於古注、類書、關係書，先生亦有塙論，其可注意者，蓋先生於斠讎材料之論證順序，乃先求諸本之異同，次推求古注、疏；次推及類書之直接稱引者，後方為他書引用者，先生以為古注疏可用，一者全引正文，二者注疏皆因本文而疏解，明引者，即可知其是非，雖渾釋亦可知其所由。
一、類書、古書徵引不可遽信：
高郵王氏所校，精審無匹，唯過信類書、古注，遂以不誤為誤也。考二王徵引類書、古注，多據「明引」而改，雖云謹慎，然唐宋舊聚，多割裂雜湊以成書，若視若珙珍，不免以聖人咳吐為經，用鈔胥塗乙為本也。
蓋類書一條，先生以為類書頗多訛誤，雖明引亦不可遽信，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先慎《集解》以《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燕王徵巧術人。」改「微」為「徵」；先生則以《白孔六帖》、《文選注》以為「微」字不誤。[21]至於據注文改正文者，如《淮南子‧冥覽篇》：「城郭不關」高誘注：「關，閉也。」《藝文類聚》十一引關作閉，皆類書不可遽信之證也。欲取斯類，當別其瑕瑜，慎為取捨，自可拾掇以斠定古書矣。茲舉《左傳考校》三例以明之：
莊九年《經》：「夏，公伐齊納子糾」，《考校》云：
《校勘記》：「臧琳云：『子字衍文，沿唐定本之誤。《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吹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可證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案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未必原無子字，《管子》作「魯人伐齊，納公子」可證也。，俗糾字。[22]
《管子》雖未必為管子所言，大抵出於戰國中、後期矣，先生以《管子》證賈逵本與臧琳說之未必是，即運用關係書以校定異文也。
又如僖三十年《傳》：「焉用亡鄭以倍鄰」，杜《注》；「陪，益也。」〈考校》云：
《校勘記》：「《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倍作陪，宋本《釋文》亦作陪。案錢大昕云：從阜為正。」案舊鈔卷子本倍亦作陪，〈藝文類聚》二十五、《御覽》四百六十引並同，與《注》合。《新序》亦作陪。[23]
此以古本、古注、類書、關係書等審定異文也。
又如昭三年《傳》：「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考校》云：
王念孫云：「『且諺曰』本作『曰諺曰』。晏子既使宅人反其故室矣，因誚宅人曰：『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云云。上曰字仍是記事之調。自「諺曰」以下，方是晏子之語。若作『且諺曰』，則與上文不相承矣。自唐《石經》上曰字誤作且，而各本皆從之。《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並作『曰諺曰』。」（《經義述聞》十九引）案「且諺曰」本作「曰諺曰」，王說極是。舊鈔卷子本正作「曰諺曰」。《晏子春秋》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此支上曰字本為記事之詞，《晏子春秋》是晏子對景公之詞，並與上文相承，亦可證此文且為曰之誤也。[24]
本段《傳》文記晏子事，先生核以《晏子春秋》原文與古鈔本，肯定王念孫之說，復攻關係書考定異文。
二、辨正古注、類書改易之法：
古注、類書皆有改易，然據何改之？前儒多未言及，先生斠書之法，多本二王，古注類書，多在徵引之列，其改易之法，先生於初版《斠讎學》仍未肯定，至《史記斠證》脫稿，先生復申其改易之法，[25]其說有四，茲具引如下：
1、古注引書，於他書相關之字，往往改從本書：
如〈司馬相如〉傳：鱵鵁鸕
裴駟集解：「郭璞曰：『鸕，鸕也。』」
案《漢書‧司馬相如傳》「鸕」作「盧」，郭樸注：「盧，盧也。」．《集解》引郭注兩盧字並作鸕，是依《史》文作鸕而改的。如果以為郭璞所見的《漢傳》也作鸕，那就錯了。
2、古注、類書引書，於兩書同見之文，往往引自較晚之書，而標時代較早之名：
如〈太史公自序〉：「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梁玉繩《志疑》云：「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後漢書‧儒林傳論》注引《史》作「必陷篡弒誅死之罪。」豈誤以漢書為史記邪？
案：《後漢書》李賢注所引《史記》「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句，是本於《漢書‧司馬遷傳》據《漢書》而標《史記》之名，即據較晚之書而標較早之書名，這是古注引書的慣例，不是誤引。
又如《御覽》卷二百八十引《史記》曰：「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地，橫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中。帝使使赦墮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原注：大者謂橫身，士者謂徒屬。）不來，發兵加誅……」
所引這段記載很長，並見於《史記》、《漢書‧田儋傳》。標的書名是《史記》，其實引的是漢書。所附引的注，是顏師古注，更可證明。這也是類書引書，據較晚的書，而標較早的書名的慣例。類書引自《漢書》而標《史記》之名的例證很多，正好用來校理《漢書》，可惜王先謙寫《漢書補注》把這類資料都忽略了！
3、類書引書，於兩書同見之文，往往引自較早之書，而標較晚而習見之書名：
如《御覽》卷三百二八引《史記》曰：「齊使魯連為書，以箭射之，遺燕將曰：『吾聞之，如者不背時而棄利，勇者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 後 君。忠廢名滅，後代無稱，非智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
《戰國策》齊第六、《史記‧魯仲連傳》都有這段記載，而《御覽》所引，與《史記》的字句較遠，與《戰國策》的字句最合。（《藝文類聚》卷二十五引這段記載，也本於《戰國策》，但既不稱《戰國策》，也不稱《史記》。）時是本於《戰國策》，因參考戰國策的人較少，《史記》是習見之書，所以標《史記》之名。
4、類書引書，如兩書同載一事，往往兼引兩書之文：
如景宋本《白帖》卷六引《史記》曰：「衛宣公與伋子白旄，告盜曰：「見白鹿，殺之。」壽子聞之，載其旌而往，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焉！」盜又殺之。」
案《史記‧衛世家》載此事，作「（宣公）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旎者殺之。」壽，太子異母弟也，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太予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找他！」盜并殺太子伋。」
（節引。）左傳桓公十六年也載此事，作「（宣）公使（急子）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亦節引。）很明顯，《白帖》所引，前半跟史記較合，後半跟左傳較合，而統稱為《史記》。一個故事，兼引兩書，而只標一個書名，這不是錯，這也是類書引書的慣例。[26]
上述四條，實發古注、類書稱引之微旨。故以類書斠讎者，當求該條復見他書之處，並審求原典以別其源，不僅校本籍不致誤引，校別籍亦有大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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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叔岷：《斠讎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七，1995年6月修訂版），頁105-208。
[2] 同前注，頁15。
[3] 王念孫「謾他」致誤條自張文彬：《高郵王氏父子學記》（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8年6月），頁326。
[4] 鄭良樹《淮南子斠理》於「媒但者，非學謾他，但生而成不信，立慬者，非學鬥爭，慬立而生不讓」條云：「王（叔岷）師曰：『宋本亦不誤。』案：劉本，王本、朱本謾他並誤作謾也，惟「鬥爭」下並無也字，猶存其不訛之跡，可證王說。」詳鄭良樹：《淮南子斠理》（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第一百二十五種 1968年3月），頁258。
[5] 同前注，頁354。
[6] 王叔岷：《斠讎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七，1995年6月修訂版），頁105。
[7] 劉文典於此句原文採莊本，句讀則同俞樾「身，所重也」，並具引俞樾《諸子平議》之說，詳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1997年1月2版《新編諸子集成本》），頁685。
[8] 〔清〕俞樾：《諸子平議》（台北：世界書局 1991年5版），頁383-384。
[9] 王叔岷：《斠讎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七，1995年6月修訂版），頁113。
[10] 王叔岷：《史記斠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八，1982年6月），頁23。
[11] 王叔岷：《左傳考校》（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專刊之十四，1998年4月），頁1。
[12] 舊題〔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台北縣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十三經注疏本》），卷首，葉2左-葉5右。
[13] 王叔岷：《斠讎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七，1995年6月修訂版），頁113。
[14] 王叔岷：《左傳考校》（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專刊之十四，1998年4月），頁1。
[15] 《唐十三石經》：（台北：世界書局 1953年7月），景印縮為一頁三欄。
[16] 王叔岷：《左傳考校》（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專刊之十四，1998年4月），頁1。
[17] 王叔岷：《左傳考校》（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專刊之十四，1998年4月），頁113-114。
[18] 王叔岷：《斠讎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七，1995年6月修訂版），頁115-116。
[19] 案：王叔岷先生於民國四十三年（1954年）成《韓非子斠證》一卷，因未檢《說郛》本，復於民國四十六年（1957年）依《說郛》本另成《說郛本韓非子斠記》一篇。詳王叔岷：《斠讎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七，1995年6月修訂版），頁118。
[20] 同前注，頁119-120。
[21] 王叔岷：〈論檢證類書與斠定古書之關係〉，《國立台灣大學文史晢學報》第10期，（1961年8月），頁25-26。
[22] 王叔岷：《左傳考校》（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專刊之十四，1998年4月），頁18。
[23] 同前注，頁71。
[24] 王叔岷：《左傳考校》（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專刊之十四，1998年4月），頁317-318。
[25] 案：王先生此文今已收入1995年版之《斠讎學》，頁457-461。
[26] 王叔岷：《史記斠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八，1982年6月），頁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