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以來斠讎第一大家王叔岷(1914-2008)先生，已於2008年8月24日謝世，享年九十四歲。王先生以斠讎學蜚聲海內，較諸東原，石臞，亦無愧色。先生自謙早年欲以詩文名世，因受傅斯年先生影響，方改從斠讎之業，逾六十載而不倦。清季曾滌生思以詞章傳世，惜中年軍旅倥傯，晚年政務勞形，王壬秋以致身何太早譏之，先生青年欲詩文入階，晚年卻以向、歆之業傳世，人生學術之際遇，乃有可遇與不可遇之嘆。考先生謝世，師友桃李紀念專文，早已盈海內，筆者不歂固陋，以舊文一篇，以誌王先生不朽之業於萬一。上圖左為王叔岷先生，上圖右為任繼愈(1916-)先生。)
斠讎之學，實有廣狹二義，廣義者，「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學也；狹義者，「校定字句，別其異同」之學也，清朱一新《拙盦叢稿‧無邪堂答問》卷二云：
劉中壘父子成《七略》一書，為後世校讎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著於篇，後惟鄭漁眾、章實齋能窺斯旨，商榷學術，洞澈源流，不獨九流諸子各有精義，即詞賦、方技亦復小道可觀。[1]
然向、歆父子校讎中秘，其論述源流；撮旨序錄者，乃後世目錄之學也；正《易》、《書》之脫，明《晏》、《列》之誤，乃後世校勘之學也，鄭樵、章學誠以條別學術為校讎，以囿於字句為小道，此誠有見，惟淵源流別，究非今日之斠讎也。[2]昔正考父斠〈商頌〉，宋禮舛訛得明，子夏適衛，豕亥之謬方見，可見斠讎之業，自古即然。《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李善注引東漢應邵《風俗通義》云：
案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3]
又《御覽》卷六一八「正謬誤門」引劉向《別錄》云：[4]
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5]
欲明源流，當求古人定本，欲得古人定本，則古書不可不校，清孫得謙《劉向校讎學纂微》以為劉向校書欲「使書之脫誤悉從辨訂之耳」，[6]可知「校讎」者，當含「訂正古書字句之學」，即「恢復古書本來面目之學」也。蓋斠定字句，至清代方成專門之學，清儒校書之法，蓋審訂底本、通其校例，博參證據，推音求形四法，[7]逮及民國，郭沫若、馬敘倫、楊樹達等繼之，輔以新出之金石文獻與近代音訓之學，故能突出古人，啟迪後學。惟學術遞擅，代有其說，前人苦詣，難以超越，宿儒凋零，乏人提倡，以台島「子部古籍」為例，今日年輕學人，多義理探微之述，而闕校釋古籍之業矣，胡楚生師〈四十年來台灣地區子部古籍校釋整理之成果及其檢討〉一文論此現象云：
四十年來（1951-1990），台灣地區的學者們，對於子部古籍校釋整理，四十年代，可以視為是起步階段，人才也較稀少，五十及六十年代，為鼎盛階段，從事於此項工作的人員也較多，至於七十年代，則為衰退階段，工作的人員也較前減少。學者們對於子書研究的興趣，已經逐漸轉變為思想義理的探索，其中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子書校釋，功夫積累，如有一二大成的作品出現，後來的學者們，再想要踵事增華，已難有所踰越，只好另尋他途，作為研究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時代的改易，風氣的轉變，一般基礎性及較為艱苦的校釋整理工作，已較難引起青年學人的研究興趣。[8]
在台前輩學人中，斠讎之業最著者，惟 王叔岷 先生一人， 王 先生博貫群書，淹通四部，所研理、斠讎、箋證、詮釋之古籍，難以數計，且對所斠群籍，若有新義，輒不辭耄老，親力續訂，如 王 先生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即已完成《莊子校釋》，先生以為行篋乏書，所見不塙，且《校釋》多別字句異同，未能暢紓《南華》微旨，復於民國七十七年（1988年）完成《莊子校詮》。而先生用力最長之《史記斠證》一書，自民國五十四年（1965年） 三月二十四日 初撰，至民國七十年（1981年） 八月三十一日 寫定，歷時十七年，雖不及 張森楷 先生《史記新校注稿》五十年六次易稿，然先生全力親為，[9]又能廣採前人注疏考證，故其價值或出張森楷《新校注稿》之上，八十後則勉力成《左傳考校》等書，[10]實當代斠讎方家，蓋先生於乾嘉諸儒基礎上往前邁進，無論校勘、訓詁，斠讎方法，皆後出轉精，然先生之說浩繁，所斠之籍亦多，欲述先生大義，篇幅無多，欲引手斠諸籍，又恐不瞻，謹先生「校讎學之定義」、「斠讎材料之新義」、「斠讎通例」三端，以述先生之鴻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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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朱一新：《拙盦叢稿》（台北：文海書局，1968年4月），卷2，葉3右。
[2] 案：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論近世目錄與校讎分途之源云：「校讎在目錄之先，目錄為校讎之果，古之書籍，未經校讎，難於著錄，兩事相因，不易分辨，中世以藏書為炫燿，秘府往往抄寫舊書為一律，故校勘整理俱所不免，寫定以後，亦有目錄，近世私家善讀書者，則廣勘眾本，考定異同，擇善而從，蔚成專科之學，藏者不必能校，校者不必自藏，目錄學與校讎學（校勘），遂截然兩途也。」詳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2月台9版），頁177。
[3]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藝文印書館1998年12月13版《影印清嘉慶十四年重刊南宋淳祐本》），卷6，葉22右。
[4] 「錄」，《御覽》作「傳」，王叔岷先生以為「涉上下文傳而誤」。詳王叔岷：《斠讎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七，1995年6月修訂版），頁4。
[5]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7年7月台7版《影印南宋慶元五年蜀刊本》），卷618，葉3右。
[6] 〔清〕孫德謙：《劉向校讎學纂微》，楊家駱編：《校讎學系編》（台北：鼎文書局 1977年8月），頁25下右。
[7] 清儒校勘，以高郵王氏父子為最精，孫詒讓〈札迻序〉述其校法云：「以舊刊精校為依據，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參成見，諟正文字舛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要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為之關鍵。」雖為一端，亦可知此輩法門云。詳〔清〕孫詒讓：《札迻》（台北：世界書局 1975年5月3版《影印清光緒二十年刊本》），頁210上右。
[8] 胡楚生師：〈四十年來台灣子部古籍校釋整理之成果及其檢討〉，《書目季刊》第30卷2期（1996年9月），頁13-14，胡師此文又述及台灣四十年來提倡的源頭及學風轉變的概況，其說云：「四十年來，台灣地區，校釋子部古籍的風氣，大抵出自兩處源泉，一處是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另一處是幾所設有中文系所的大學，其中，倡導校釋子部古籍風氣的大師，在史語所的有王叔岷先生、周法高先生，在台灣大學授課的有王叔岷先生，在師範大學授課的有高明先生，蔣復璁先生、楊家駱先生，在輔仁大學授課的有嚴靈峰先生，在文化大學的有潘重規先生，四十年來，在他們幾位大師的教導培育之下，目前已屬壯年一輩的學者們，像于大成、阮廷卓、金嘉錫、田宗堯、左松超、蔡信發、鄭成海、劉文起等人，他們的著作，也都有著相當傑出的表現。而上述兩處源泉，向上推尋，其師承淵源，學術影響，也都可以追溯到高郵王氏父子的校勘訓詁之學。可是，近十年以來，學術風氣，已在逐漸轉變，大學中的青年們，從事此種基礎性研究的，人數已逐漸減少，青年學人以校釋整理子書而取得碩士博士的著作，也日以罕見，青年們對於子書研究的興趣，多數已經轉移到對於子書思想的評論、批判、解析與比較，這種情形，一則令人以喜，一則也不免令人憂心忡忡。」；詳前揭文，頁15-16。
[9] 王叔岷先生於〈斠證史記十七年〉一文中述其辛勤云：「每天教書、指導、應付瑣事之暇，便伏案撰寫，集中心力，不知厭倦，但一放下筆，便感到疲困不支了……到了長假時間，朋友們都休息旅遊去了，我卻以為我的時間到了，這是全屬於我的時間，更加倍利用，加倍寫《斠證》，就這樣日復一日，月復一月，一年復一年的寫下去……」詳王叔岷：《史記斠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八，1982年6月），頁9。
[10] 王叔岷先生於《左傳考校》自述其書之成於西元1995年7月30日。詳王叔岷：《左傳考校》（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8年4月），卷首，頁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