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榮祖

出版公司:麥田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54

 

翠嶺含煙曉仗催,五家車騎入朝來;

千峰雲散歌樓合,十月霜晴浴殿開;

烽火高臺留草樹,荔枝長路入塵埃;

月中人去青山在,始信昆明有劫灰。

                                      ―王士熙〈酈山宮圖〉

 

清代詩人史家趙翼在《甌北詩話》中說,自古以來,詩人及身成名者,沒有比白居易更快了,而他得名的迅速,端在〈長恨歌〉一篇,蓋因此篇歌詩,「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有聲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學士既嘆為不可及,婦人女子亦喜聞而樂誦之,是以不逕而走,傳遍天下,難怪當年連長安歌伎亦因能背誦白學士的〈長恨歌〉而自高身價!

 

白居易也夫子自道:「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他本人顯然受到時代意識形態的影響,重「正聲」而輕「風情」,因而〈長恨歌〉的風行使他感到「時之所重,僕之所輕」,並自責「狂言綺語之過」。然而在詩的王國裏,「正聲」安能匹敵「風情」?〈秦中吟〉還不如〈長恨歌〉流傳之廣大深遠,豈是偶然?

長恨歌有四部曲

〈長恨歌〉一共一百二十句,刻意描寫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戀情,極其華麗感人,可以分為四個組曲來看。從「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到「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敘明皇求得「回頭一笑百媚生」的心愛美女,寵愛無比,盡情遊樂,正是「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轉夜」,可稱之為「寵愛組曲」。杜牧的〈過華清宮絕句〉之一曰:「長安回望繡城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更道出明皇知貴妃愛吃荔枝,特命快騎自嶺南運來,色味不變,以寵愛之。明皇更愛烏及屋,貴妃的姊妹也同受恩澤,尤以聰明美麗的輔

夫人,承恩最多,可以騎馬百入宮禁,張祜的有名絕句:「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即指此事。今日女子不分美醜均大施脂粉,殊不知脂粉可以污顏色也。

從「漁陽鞞鼓動地來」到「回看血淚相和流」,轉述戰爭忽然爆發,如一聲春雷,「驚破霓裳羽衣曲」,御駕倉皇西奔,然御林軍集怨於楊家,楊貴妃也只好「婉轉娥眉馬前死」,而竟然「君王掩面救不得」,可稱之為「死別組曲」。趙翼認為安祿山叛亂主要為了楊貴妃,貴妃一死,追兵即緩,故有詩句曰:「馬嵬一死追兵緩,妾為君王拒賊多。」楊妃之死,白居易一筆帶過,詩篇固不必追究美人如何死法。李義山的〈馬嵬〉詩對句,「此日大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手」,將此日大軍駐馬不前,明皇被迫賜死楊妃的緊張氣氛,與當年兩人在七夕談情說愛的愉快情景,尖銳的對立起來,產生特別沉痛的詩之效果。惟劉夢得於〈馬嵬行〉中說,

貴人飲金屑」,是吞金自殺的,與《舊唐書》所載皇帝命高力士賜貴妃自盡相符,而與一般所謂自縊死有異。

從「黃埃散漫風蕭索」到「魂魄不曾來入夢」,亟寫明皇入川後,朝思暮想,以致於「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據《明皇雜錄》說,帝幸蜀途中,遇到綿綿霖雨,雨中聞鈴聲,與山谷相應,使皇帝更加思念貴妃,作〈雨霖鈴〉一曲以寄恨。白氏遂有「夜雨聞鈴」之句。宋人李覯更轉化為「亂鈴聲裏倍沾襟」。唐明皇於亂平回宮後仍然睹物思人,不能自已,夜夜「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矜寒誰與共?」此時此景,明代詩人高啟寫得入木三分:「可憐蜀道歸來客,南內悽涼頭盡白;孤燈不照返魂人,梧桐夜雨秋蕭瑟。」可稱之為「相思組曲」。

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則馳騁文學的想像,生動地鉤勒相思之極,希望藉靈媒溝通幽明,以滿足在心理上再度相逢的願望,可稱之為「幻想組曲」。李商隱的名句「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則別進一解,以殘酷的現實喚醒幻想。即使海外另有九州成仙山,也是徒然的。此生原有山盟海誓,卻不能實現,又何必盼望虛無飄渺的來世呢?

此一歌四曲以安史之亂前後作背景,以唐明皇與楊貴妃為男女主角,用絕妙佳詞,純寫悲歡離合的悽美愛情,不說堂而皇之的國家盛衰與民生疾苦,冀能充分表達言情藝術,引人進入迴腸盪氣的歌詩境界。這也就是「一篇長恨有風情」之所在。

風情何處覓解人

但是自〈長恨歌〉問世以來,出現太多不解風情的回應。不解風情主要有兩種,一方面輒以道德觀點來否定風情,或用禮教來挑戰情慾,尤其在道學興隆的宋朝,如宋之魏泰在他的《臨漢隱居詩話》裏,說到白居易《長恨歌〉「六軍不發」一節,居然發了這樣感慨:「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宋代詩人梅堯臣也說,白樂天「敘楊妃進見專寵行樂事,皆猥褻之語,無禮之甚」!於是又有人要將此風情之作,儘量「正經化」,如通行本〈長恨歌傳〉有「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之語,把楊貴妃視作欲懲的尤物,顯由後人添竄,必非作者陳鴻的原意,更非白居易寫〈長恨歌〉的意圖。清朝的沈德潛也說,白詩實在「譏明皇之迷於色而不悟」。直到現代,尚有程玉璧者寫道:「香山曲盡警淫侈,微旨辭留戒惡端」,白香山的微旨豈如是哉!如此讀詩、解詩,真是何其迂腐。張問陶的七言絕句寫得好:

想到空靈筆有神,每從遊戲得天真;

笑他正色談風雅,戎服朝冠對美人。

穿起軍裝、戴上官帽、板起面孔來談風情,該是何等可笑啊!尚有一些詩人讀了〈長恨歌〉後,批評白居易過於強調兒女私情,如李覯說,「當時更有軍中死,自是君王不動心」,說是安史之亂死了一個楊貴妃,傷悼不已,思念無窮,然而多少陣亡的將士,卻得不到一點同情,將重點自明皇楊妃之戀移向軍民的生死存亡。清代名家袁枚的〈馬嵬〉之一曰:「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裏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也是將重點移開,轉到安史之亂時一般老百姓的遭遇,把白居易的〈長恨歌〉與杜甫的〈石壕吏〉作對比,別開藝術新境,但主題已非帝王之家的哀樂,而是普通的石壕村裏多少夫妻因戰爭而生離死別的悽慘。

 

另一種不解風情則是刻意在〈長恨歌〉裏考證史實,古賢已然,近人亦樂此不疲。南宋的程大昌早已說過,長恨歌多不得其實;現代文評家郭紹虞也特標出長恨歌「用事之誤」。歷史家們的考據癖,當然更甚。考證一開頭的「漢皇」就是「唐皇」之誤;「御宇多年求不得」也非事實,因在楊妃之前,元獻皇后、武惠妃、武淑妃皆已有寵;所謂「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顯然諱而不實,蓋楊妃於入宮之前,已是明皇十八子壽王之妃,唐明皇豈不是奪取了自己兒子的老婆,所以李義山點出:「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宋人謂此大惡不得不隱,陳寅恪則考證楊妃入宮時已非處子。「六軍不發無奈何」,則失考盛唐兵制乃是四軍,而非六軍,還有人詳細考證娥眉是如何婉轉而死的。

沈括的《夢溪筆談》則指出,峨嵋山在嘉州,與幸蜀路線無關,所以「峨嵋山下少人行」之句。亦與事實不符。也有人指出唐明皇幸蜀正值炎暑,何來「黃埃散漫風蕭索」的秋景?而明皇回京已屆嚴冬,芙蓉早已枯萎,何來「太液芙蓉末央柳」?至於「西宮南苑多秋草」,則唐代並無南苑,只有南內。明皇幸蜀來回不到一年,怎麼可能看到「梨園弟子白髮新」?宋人邵博在《聞見後錄》裏更嘲笑「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說是「寧有興慶宮中夜不燒蠟油,明皇自挑燈者乎?書生之見可笑耳」!陳寅悟則認為,白氏未悉宮禁夜間情狀,因「樂天未入翰林,猶不諳國家典故,習於世俗,既未詳察,遂致失言」。

還有人很認真去考證,明皇自蜀返居興慶宮後,不可能與方士發生牽連,於是更無所謂招方士尋覓貴妃之事云云。白居易說「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但是華清宮的長生殿乃齋戒之所,不是談情說愛的地方,即陳寅恪所謂,「神道清嚴,不可攔入兒女猥瑣」。華清宮中的寢室乃是飛霜殿,故「長生」應係「飛霜」之誤。陳寅烙考證唐明皇楊貴妃於晚冬初春時赴驢山華清宮,未嘗於夏天前往,所以「 七月七日 」的時間也不對:「時間與空間皆不容明皇與貴妃有夏日同在驪山之事實。」  

詩可以虛

 史家可以歌詩為史料,可引詩證史,但不可強詩為史,必須尊重歌詩的本質及其文學性格。史家要強調記誦,而詩人則不可,洪亮吉之句曰:「近來海內詩家少,一半人誇記誦多」,即此之謂也。錢鍾書更一針見血指出,史必徵實,而文可言虛。所謂「虛」,並不是「偽」;所謂「不實」,也不是「不誠」,因為「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歷史考訂的真實,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所以像夢中悲歡、空中樓閣、鏡內映花、燈邊生影,都是「虛」,但並不「偽」。考據固要斷定已然,而藝術則可以想像當然。詩歌敘事畢竟不是「押韻的文件」。錢氏據此批評討論楊妃入宮前是否處女之無聊、「不是嚴肅的文學研究」。若謂唐室宮闈醜事有其歷史意義,然而〈長恨歌〉畢竟是文學作品,而非歷史敘事,安能強詩為史耶!誰敢說楊貴妃是否處女是嚴肅的文學研究?

 白居易於三十五歲那年寫《長恨歌〉,本事主要根據摯友王質夫的口述,並未照抄史書,不曾像袁枚所說「錯把鈔書當作詩」。他實以詩人的靈光造情,展現詩筆的空靈有神。他以漢皇喻唐皇,以峨嵋喻四川,以六軍喻天子之師,以南苑喻南內,以長生殿泛喻寢宮,都符合歌詩敘事約含蓄隱喻之旨,雖虛而不偽,更不足為詩篇之病。

史家講究時與地的正確性,而詩人造藝大可超越時地的限制。寫明皇的悲情,以秋景來襯托,顧不得實際土是否秋天;「風蕭索」者,也是在寫明皇的心境。明皇回駕睹物思人,借芙蓉與柳條以喻楊妃的美貌,即所謂「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者也,乃想像之芙蓉,未必實有,何必計較芙蓉是否已經枯萎?明皇四川去回雖不到一年,但所經歷的變化實數十年所未有,「白髮新」者即誇張這一點,心理的時間絕非一般的時間能夠衡量。李白有句曰白髮三千丈」,可見心理上的長度亦非一般的長度可以衡量。  

史家考證,唐明皇與楊貴妃在驢山華清宮山盟海誓,不可能在夏天;然而白居易一定要說「七月七日長生殿」,因作為一個有靈性的詩人,不可能自囿於特定的時間,而放棄較高的藝術境界。男女「夜半私語」相誓的時間,沒有比牛郎織女相會的七夕,更具情趣。詩人所要呈現的真實,是男女相誓的情景,而不是精確的歷史時間。

編織悽美的愛情故事

其實何必挑剔〈長恨歌〉中虛而不實的細節,整篇內容原是經過大詩人白居易的創造。他要寫一首高潮起伏、哀婉感人,可歌可泣的愛情詩,以達到此恨綿綿的效果。為此效果,必然與明皇楊妃之戀的實況頗有差距。若照抄史書,先述明皇原已有寵,楊妃已是壽王之妃,豈非大煞風景?李三郎愛楊玉環也非如樂天所敘之深,真是「君王掩面救不得」嗎?非也。率禁軍殺掉楊國忠的陳玄禮,以及處死楊貴妃的高力士,都是皇帝的親信。《舊唐書》明明說

上即命力士賜貴妃自盡」,更何況後來陳、高兩人俱列「蜀郡元從功臣」之中,始終忠於唐明皇。這位七十二歲的風流天子賜死三十八歲的情人,不論是否逼於情勢,至少不是「不愛江山愛美人」之流。袁子才即有詩句道,「到底君王負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難怪近人鄧友良更嘲笑說,「漁陽烽火連天起,送罷江山送美人」。然而明代的李東陽卻認為,唐明皇帶美人逃跑,臨死依依不捨,就算愛美人不受江山:「唐家國破君不守,獨載娥眉棄城走;

金甌器重不自持,玉環墮地猶回首。」如白居易在詩裏按照這些史實敘寫,則情趣何在耶?  

年輕貌美的楊玉環是否真愛古稀老頭李三郎,也大有問題。〈長恨歌〉有云:「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鈕;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杜牧有句曰「明鑑半邊釵一股,此生何處不相逢」,蓋釵與鈿分則不全,喻情偶之原為一體而不可分。兩心是否「金鈿堅」、是否「會相見」,留下無限想像的空間,詩筆之妙即在於此。至於夜半私語的誓詞,當然是白學士的代言,留下「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情深似海的千古佳句,並非明皇楊妃之戀的寫真。

古來詩人雖大都跳不出紅顏禍水的框框,責怪豐腴健美的楊玉環誤國,將玉環與國忠比作吹壞唐室之牆的風雨,但也有例外,如唐代詩人徐夤的〈開元即事〉就把責任指向玄宗晚年的昏庸,遠賢近佞,遂使有兵平亂,卻無退敵之策,因而不能怪女人不好:「未必蛾眉能破國,千秋休恨馬嵬坡。」徐氏甚至認為「只有楊妃死報君」,在勢窮時身殉社稜,所以應視她為「盡臣」(即忠臣也)。近代女權伸張,更有人為玉環抱不平,如當代女詩人林葉萌有句曰:「無罪楊妃傷替死,長生共許笑三郎」;牛國良的七絕說,「楊家有女色頃城,月殿嫦娥下界生;逢得三郎輕薄子,黃河跳入洗難清」;馬深培更說,「驪歌唱出千秋恨,只恨唐王不是人」。這些罵唐明皇的話,很可能都是實情;但是若在《長恨歌〉中全盤托出,則長恨之風情蕩然無存矣。  

白居易以相當長的篇幅敘寫招方士尋覓貴妃的經過,更是無中生有的藝術創造,其靈感或來自漢武帝與 李 夫人的故事,然其目的無非要盡情刻劃明皇相思之苦,冀盼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乃詩人曲傳唐皇未透露的心理,作巧妙的文學建構,所謂憑空造情,奇句忽來之謂也。若必定要考證玄宗返興慶宮後,是否可能有招方士一事,無奈太冷太癡乎!

總之,〈長恨歌〉是白居易所編織的明皇楊妃之戀,並將其理想化,達到最高的美學境界。實際上,唐明皇並沒有愛得那麼深,即使真有後來上天下地刻骨銘心的相思,也難怯除馬嵬坡的陰影,李覯不云乎:「玉輦迢迢別紫臺,繫環衣畔忽興哀;臨卭謾道逢山好,爭奈人間有馬嵬。」我們大可欣賞〈長恨歌〉的詩情之美,不必力求其史意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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