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學術之終結與集成，實後世之導源與開新也。道、咸以降，國勢陵替，有今文之「治經取大義以求經世」，有西學之「盡取泰西之法以求革新」，亦有舊學之「斥新學以明教正學」，[1]瑞安孫詒讓上承乾、嘉之餘緒，以文字音韻以通經子百家，經學、小學俱卓然有成，允為清代樸學殿軍也，然孫氏治學，非抱殘守缺而已。其《契文舉例》開甲骨之先河，《墨子閒詁》啟千載之廢學，於經世之學，則重興學，中學之深沉者不棄，西學之精巧者必取，以區區舉人，肩溫州一地學問，亭林所謂「經世致用」之學者，孫氏實無愧矣。
孫氏之學，既博且精，其最足表述者，即孫氏之《周禮》學，《周禮正義》、《周禮政要》、《周禮三家佚注》、《九旗古義述》為其著者，孫氏居同、光之末，時人多宗西學，樸學已非所重，孫氏感於中學廢微，遂綜前儒說解以成《正義》，其書不主今古，不偏一家，實《周禮》學之集大成者也。然此故紙國故，不切於治，復合《周禮》政典以成《政要》，證泰西新法存於宗周，雖不無牽合，然以經致治之孤恉，實不可廢矣。本文僅就孫氏學履生平、《周禮正義》之治經方法，《周禮政要》之綜合中西三端發之，間述孫氏撰著之要，以明孫氏之學云。
孫詒讓（1848-1908），字仲容，[2]號籀廎，浙江溫州瑞安人，生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卒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六十一，父衣言，道光翰林，官至太僕寺卿，承其鄉先正遺緒，大張永嘉經制之學，彙刻《永嘉叢書》，[3]復輯錄《甌海軼聞》，於先正之學，多有關注，仲容少從父學，彙刻先賢之籍，皆與其事，後纂《溫州經籍志》，亦由此發端也。考衣言永嘉之學，實「治史經世」之學也，章太炎〈孫詒讓傳〉記其事云：
父衣言，清太僕卿，性骨骾，治永嘉之學，而詒讓好六藝古文，父諷之曰：孺子徒自苦，經師如戴聖、馬融，不阻群盜為姦劫，則賊善人，寧治史志，足以經世致遠。」詒讓曰：「以人廢言不可，且先漢諸黎獻風義，皭然經訓[4]，之（只）以徒一二辟邪者，如史官沈約，許敬宗可盡師邪？父乃授《周官經》，其後為正義自此始。[5]
仲容啟蒙雖自父執，然其學之徑，實漢學門法也，仲容〈札迻序〉云：
年十六、七讀江子屏（藩）《漢學師承記》，及阮文達（元）所刊《經解》，始窺國朝通儒治經史小學家法。[6]
年二十，中本省鄉事，援例得主事，然不樂仕進，同治八年（1869），衣言放江寧布政，仲容遂從侍金陵（南京），時江南已定，經學碩彥雲集，仲容多與從游，其〈劉恭甫（壽曾）墓表〉云：
同治中（案：八年），詒讓侍親江寧，始識得恭甫，於時大江南北方聞之士，總彙於是，寶應劉君叔俛（恭勉）方繼成其父楚楨（寶楠）《論語正義》（案：初刊於同治五年），甘泉梅君延祖治《穀梁》，亦為義疏，而恭甫治《左氏》為尤精，詒讓佝瞀不學，幸獲諸君子之後，亦復希光企景，儗重疏《周官》，以拾賈氏之遺闕，間有疑滯，輒與相商榷，必得當乃已[7]。
章太炎〈孫詒讓傳〉亦記其事云：
從父宦於江寧，時德清戴望，海寧唐仁壽，儀徵劉壽曾皆治僕學，詒讓與游，學益進[8]。
考清儒新疏，多出漢、唐之上，卲晉涵《爾雅正義》、郝義行《爾雅義疏》、焦循《孟子正義》、胡培翬《儀禮正義》，劉寶楠《論語正義》、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尤其選也，[9]惟《周禮》新疏，無人創艸。同治十年（1871），仲容北上應試未第，至是壹意以著述為事，同治十一年（1872），先生二十五歲，周禮正義始稿，[10]〈周禮正義序〉云：
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僕即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奧，賈疏疏略，未能盡通，既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撢參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草創於同治之季年，綴輯未竟，而據舉主南皮張尚書（之洞）議集刊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檃栝斯理，寫成一帙以就正，然疏啎甚眾，私心未愜也。復繼更張義例，刪繁補闕，廿年來，稿艸屢易，最後迻錄為此本……光緒二十有五年，瑞安孫詒讓敘。[11]
考仲容序文，可知《正義》之作，乃承司馬溫公《通鑑》遺法也，其鈔纂諸疏之功，可以想見，[12]而其勇破當時門戶之弊，兼采漢宋之長，閎富淹貫，覃精榷論，說者謂集古今諸儒是經之大成，而躋其盛，洵絕業也。
孫氏以著述明世，除《周禮》一門，凡諸子斠讎、金石文字、甲骨殷契，皆有可觀，章太炎〈孫詒讓傳〉論其著述云：
以為典莫備於六官，故疏《周禮》，行莫賢於墨翟，故次《墨子閒詁》，文莫正於宗彝，故作《古籀拾遺》，其佗（它）有《名原》、《古籀餘論》、《契文舉例》、《九旗古義述》、《周書斠補》、《尚書駢枝》、《大戴禮記斠補》、《六曆甄微》、《廣韻姓氏刊誤》、《經迻》、《札迻》、《述林》，又述方志為《永嘉郡記》。[13]
孫氏遺著之確數如何，因生前未刊稿甚多，仍未確定，據近人張舜徽《清儒學記》之統計有：
《周禮正義》八十六卷、《周禮三家佚注》一卷、《周禮政要》二卷、《墨子間詁》十五卷、《尚書駢枝》二卷、《周書斠補》四卷、《大戴禮記斠補》四卷、《九旗古義述》一卷、《古籀拾遺》三卷、《古籀餘論》二卷、《宋政和禮器文字考》一卷、《契文舉例》二卷、《名原》二卷、《札迻》十二卷、《溫州經籍志》三十六卷、《籀廎述林》十卷、《籀廎遺文》二卷、《十三經注疏校記》不分卷、（以上已刊十八種），《經迻》、《六曆甄微》、《四部別錄》、《白虎通校補》、《諷籀餘錄》、《廣韻姓氏刊誤》、《永嘉叢書札記》、《溫州古甓記》、《百晉經廬碑錄》、《顧亭林詩集校記》[14]、《經微室遺集》等尚待整理刊布。[15]
仲容著述，既博且精，時人已有定評，然於經世一道，近世方有論及。蓋仲容僻處溫州，舉業不售，光緒言西法者，位高有湖廣張之洞，鴻大有粵漢盛宣懷，仲容位卑不足以辦實業，然應變救亡，義所不辭，光緒二十年（1894），日起邊釁，瑞安設籌防總局，仲容總董其事，凡保甲、團練、籌款等防務，皆出於手，光緒二十二年（1896），馬關條約締定，國人激憤，救亡之議紛起，孫文設「興中會」，康有為設「強學會」，仲容以「興儒救國」自勉，成立「興儒會」，以蓄人力，養人才為宗旨，其〈興儒會簡章序〉云：
今日事勢之危，事變之酷，為數千年來所未有……某睹此危局，靦然人面，不願坐視夷滅……與寰宇同志，集成興儒會，大旨令全國各行省四萬萬人為一體，以廣甄人才，厚積群力，志氣專一，筋節靈通，運會大昌，則蔚起中國之隆平，外敵憑陵，則共興以圉異族之獷暴，以尊孔振儒為名，以保華攘夷為實。[16]
欲廣甄人才，當由「興學」一途入手，仲容所創學堂，非書院山長之舊制，亦非同文實業之新法，其所設學校，下起初等小學，中自中等（師範）學校，上自職業學堂，據童富勇〈孫詒讓創辦學校〉一覽表所計，其創立學堂，始自光緒二十二年（1896）瑞安學計館（中等師範），光緒二十三年（1897），設瑞安方言館，二十五年（1899年）於溫州設溫州中西學堂，以此為基，復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設平陽中學堂，處州完全師範，初級簡易師範，初等小學則尚有為釋氏所設之官一小學，尼宗小學，為女性所設之女學蒙塾等等，[17]它如翻譯西書，講授化學、算學等不勝枚舉，仲容以五十之齡，亦勉而從學，西文、算學、化學，亦有涉獵，雖仍不脫「中體西用」之習，然開通而不墨守，博施而能濟眾，較岳麓王先謙、葉德輝，不啻霄壤矣。
庚子（光緒二十六年，1900）以降，清廷欲攬人心，遂廣開言路，下詔求議，光緒二十七年（1901）仲容上《變法條議》四十篇，從「朝儀」始，以「收教」（案：收教化以結民心也。）終，大抵以《周禮》為綱，比合泰西諸制，以為西方新法，亦有行於中國者，疏上不從，明年，改題為《周禮政要》，其序云：
中國變法之權輿於甲午，而極盛於戊戌，蓋佹辯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顧之辯，舛馳異趣，已不勝其譁聒，夫政之至精者，必協於群理之公，而通於萬事之變，一切弗講而圖以中西新故區畛以自隘，吾知其懵然一無所識也，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於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節，然則華盛頓、拿坡崙、盧梭、斯密亞丹之倫所經營，而講貫今人所指為西政之最新者，吾兩千年前之舊政以發其端，吾政教不修，失其故步，而薦紳先生咸茫然而莫知其原，是亦綴學者之恥也，辛丑夏，天子眷念時艱，重議更法，友人以余嘗治周禮，屬捃摭其與西政合者甄緝之以備財擇，此非欲標揭古經以自張其虛矯而飾其寙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無異，執俾迂固之士廢然自反無所騰其喙焉。余書凡二卷，都四十篇，雖疏漏甚眾，而大致略具，漢儒不云乎，為治不在多言，顧例行何如耳。誠更張今法，集吾群力而行之不疑，則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強而有餘其不能也，則雖人懷晁賈之榮，戶誦杜馬之書，其於淪胥之痛，庸有救於豪標乎？嗚呼世之論治者，可以鑒矣。光緒壬寅四月籀廎居士書[18]。
其書之體例，大抵羅列今日之法，證以《周禮》之法，其議〈朝儀〉之例云：
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注云：一拜答臣下，再拜答神與尸。（案：下舉「司士」、「司儀」、「〈考工記總敘〉」四例，文繁不贅。）
謹案：古常朝之儀有立有坐而無跪，有揖而無拜，今則跪拜而無坐揖，此其異也，蓋周制王與諸侯皆三朝，皋門內三詢之，外朝不常視，常視者，唯路門外之正朝，其內則路寢，庭為內朝，王視正朝，但立見，群臣揖之而已，王揖畢，入適路寢聽政，則有坐議之事，皆無所謂跪拜也……蓋禮尤略而情彌摯矣，漢以後君臣之分益嚴，然亦不廢坐禮……西國崇信基督，唯入堂禮拜有跪禮，此外臣見君，子見親，亦無跪拜，其禮與中國古禮雖不同然其簡易行則一也，西人來中國不習跪拜，故各商埠租借，華洋之訟，華人跪而洋人立，已為失體，況其公使覲見，往往以議禮齟齬，乾隆十八年，嘉慶二十一年，英使兩次入覲，均以不能行禮被申飭，彼時我國勢方盛，猶不能強彼相從，而況於今乎？前者德主之弟亨利入覲，要索坐禮，華人駭為未見，實則彼國臣民及外國公使見君得坐論，不以為異，我以為非常之異數，彼實以為禮賓之恆儀也，此次款議，彼使即有更定覲見禮節之請，竊謂將來必有更改，何如明降諭旨，援據古禮，每日常朝易拜為揖，議政之項，則一律賜坐……因時審勢，通變化，裁跪拜之繁文縟節，似有不能不變革者，禮莫大於因時，義或在斯乎？[19]
是書之不見用，近人張舜徽《清儒學記‧孫詒讓學記第十》論云：
其中如談到朝儀，便建議廢跪拜之儀，行坐論之制，談到奄寺（宦官）便主張廢除內監，凡宮內服務，改用女使，這都是符合人道主義的創見，至於議及大政，則強調精簡機構，裁汰冗官，重視教育，廣設學堂……他的愛國熱忱，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他在每篇的開端，臚列《周禮》官職與篇題相適應的內容，下面低一格用「謹案」二字加以引申發揮，并提出切合當今的政治改革意見，使人看起來，很像一部考證《周禮》的書（案：張先生此議係對原名《辨法條議》而發），他始終把《周禮》制度，奉為最高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原則，每取《周禮》中的設官分職，比合近代外國的政治設施，認為東西洋今天的新政建設，在我國古已有之，希望通過調和折中而再現於當世，這便替他所擬定的《變法條議》蒙上了一層保守復古的色彩，降低了他的作用。[20]
考仲容此書，論之以保守求簡則可，[21]然經儒「通經致用」之深意，是書實述《正義》之所未道也。[22]蓋仲容之學，以同治末季為一轉關，前時仲容以整理鄉賢故籍，創發目錄條例為宗，《溫州經籍志》為其選也，以傳述時期視之可也，從游金陵，會試報罷後，則以創發《周禮》新疏為志，以文字、考訂、斠讎為入學根基，《札迻》、《古籀拾遺》、《周禮正義》皆於此時創就或起例，以著述時期視之可也，而光緒甲午、庚子則又一轉關，此時仲容學術已稱大備，其業不再以一人著述為目的，凡新學西法，有利國政者，皆樂為之，辦學變革之議，皆於此時期，以興學時期視之可也，綜而言之，仲容之學，雖有轉折，其以《周禮》經世之意則一也，清初「通經以致用」之學，仲容遙契而默合，實清季樸學經世之最佳代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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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蘇輿〈翼教叢編序〉云：「邪說橫溢，人心浮動，其禍實肇於南海康有為，康為人不足道，其學則足以惑世，招納門徒，潛相煽誘。自黃公度為湖南鹽法道，言於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啟超主講實務學堂……徒以主張變法牽傅時務，淺識被其蠱惑，奸邪利其陰謀……吾鄉如王葵園（先謙）祭酒師，葉奐彬（德輝）吏部數先生動燭其奸，輒發備至，當路不省亟予彌縫，于是湘人士受惑尤深，余怒焉，懮之，以為匪發其覆，眾醉不可醒，爰倡輯諸公論說及朝臣奏牘，有關教學者都為叢編，名之『翼教』……是編斷自七月以前，專以明教正學維義。」詳〔清〕蘇輿等編：《翼教叢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1月《近代文獻叢刊本》），頁1-2。
[2] 案：《碑傳集補》卷四十一孔彰撰《孫詒讓事略》云：孫詒讓，字『中容』。」，同書同卷，章炳麟撰《孫詒讓傳》則作「字仲容」。
[3] 《永嘉叢書》多集事功之學，其目計有宋許景《衡堂集》、劉安《劉左史集》、孫安上《劉給諫集》、劉季仲《竹軒雜著》、薛季宣《浪語集》、陳傅良《止齋集》、葉適《水心集》、劉黻《蒙川遺稿》、王致遠《開禧德安守城錄》、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孫希旦《尚書顧命解》、方成珪《集韻考正》。此目轉引自朱芳圃編：《清孫仲容先生詒讓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6月），頁50-51。
[4] 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第四十四期《國粹學報》刊載〈孫詒讓傳〉作：「且先漢諸黎獻夙義皭然經訓」。詳章太炎：〈孫詒讓傳〉，《國粹學報》第44期（1908年7月），《社說》，頁2上-3下。
[5]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台北：世界書局，1982年4月2版《影印民國八年浙江圖書館刊本》），卷2，頁74下。
[6] 〔清〕孫詒讓：《札迻》（台北：台灣世界書局，1975年5月3版《影印清光緒廿年刊本》），卷首，頁2上。
[7] 孫詒讓：〈劉恭甫墓表〉，《國粹學報》第1期（1905年1月），《撰著》，頁3上。
[8]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台北：世界書局，1982年4月2版《影印民國八年浙江圖書館刊本》），卷2，頁74下。
[9] 孫詒讓〈劉恭甫（壽曾）墓表〉云：「南宋以後，說經者好逞臆說，以奪舊詁義疏之學，曠然中絕者逾五百年，及聖清御宇，經術大昌，於是鴻達之儒，復理茲學，群經新疏，更迭而出，或更張舊釋，補闕匡違，若邵氏、郝氏之《爾雅》，焦氏之《孟子》，胡氏之《儀禮》，陳氏之《毛詩》、劉氏之《論語》、陳氏之《公羊》是也，或甄撰佚詁，宣究微學，若孫氏之《尚書》氏也，或最括古義，注疏監修，若惠氏之《周易》，江氏之《尚書》是也，諸家之書，例精而義博，往往出皇孔賈元（玄）舊疏之上。」詳孫詒讓：〈劉恭甫墓表〉，《國粹學報》第1期（1905年1月），《撰著》，頁2上。
[10] 孫氏《周禮正義》草創之年，孫氏之述亦略有出入，然於同治末造，會試報罷之後，似無疑問。朱方圃《年譜》以仲容〈大戴禮記斠補序〉：「憶同治癸酉（十二年，1873），侍先太僕君於江寧，時余方草創《周禮疏》，而楚楨丈子叔俛孝廉恭勉適在書局刊補《論語正義》。」語，而繫於同治十一年，先生二十五歲時。（《清孫仲容先生詒讓年譜》頁27。）王更生師則以〈周禮正義序〉「同治季年」而繫於同治十三年（1874），先生二十七歲時。詳王更生師：《籀廎學記-孫詒讓生平及其學術》（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2年4月），頁83下。
[11] 〔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3月2版），頁4-5。
[12] 孫氏所遺批校本與稿本，多存於其父孫衣言所建之玉海樓，今見藏於杭州大學，原玉海樓孫氏批校本關於《周禮》之籍計有：吳廷華《周禮疑義》、莊存與《周官記》、莊有可《周官集說》、許珩《周禮注疏獻遺》、黃丕烈《重雕嘉靖本宋周禮札記》、不提撰人《周官記》、戴震《考工記圖》、阮元《考工記車制圖解》、王宗涑《考工記考辨》、不提撰人《輯周禮馬融鄭玄敘》等十種。詳雪克：〈杭州大學藏原玉海樓孫氏批校本、稿本簡目〉，溫州師範學院編：《孫詒讓紀念論文集》（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988年增刊），頁298-299。
[13]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台北：世界書局，1982年4月2版《影印民國八年浙江圖書館刊本》），卷2，頁75上。
[14] 張舜徽先生所列未刊布之籍，恐有闕漏，以《顧亭林詩校記》為例，民國廿三年吉有瑞安林慶雲惜硯樓叢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藏。
[15] 張舜徽；《清儒學記》（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4月），頁522。
[16] 是書未見，轉引自張舜徽；《清儒學記》（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4月），頁546。
[17] 童富勇〈孫詒讓創辦學校〉，溫州師範學院編：《孫詒讓紀念論文集》（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988年增刊），頁289-297。
[18] 〔清〕孫詒讓：《周禮政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4月），卷首，頁1上-下。
[19] 〔清〕孫詒讓：《周禮政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4月），卷上，頁2上-3下。
[20] 張舜徽；《清儒學記》（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4月），頁549。
[21]如今人湯志鈞先生《近代經學與政治》云：「只是反映了他迷戀往古的保守思想」，任銘善先生〈孫仲容先生之《周禮》學〉亦云：「以掌故議論來贊助變法維新，宗旨只在簡便易行，為阻止新政西法的人矯正風氣，並不足以表現先生的《周禮》學。」
[22]是說襲自孫致文：《孫詒讓周禮正義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5月），頁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