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影印近代文哲學人未刊論著的第一本，即是中研院第一任院長蔡元培（1868-1940）與第一任院士張元濟（1867-1959）的往來書劄，往來書劄分別為張樹年先生與蔡晬盎女士收藏，計一百廿四封，於1980年代末複印，贈予牟小東先生，1990年牟氏畀予文哲所籌備處景印，蔡，張二氏書札多為未刊，後人僅於日記得之有此信，此為五四前後孑民，菊生兩先生南北通信之重要史料，塵封七十年後，始睹原豹，亦可考蔡氏暫離北大之始末原委云云。）
1919年5月9日蔡元培先生發〈殺君馬者道旁兒〉啟事，辭去北大校長一職，由上海至杭州小住，其說云：
吾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
鶴卿先生此舉，出自抗議政府，亦或是對五四運動失控之不滿，聚訟紛紛，已成一公案，蔡氏抵杭州之後， 張元濟 先生即致 蔡元培 先生弟元康（字穀廎）信，乞為轉達勿出之意。
1981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張元濟日記》於1919年7月3日 日記條下云：
七月三日 星期四 收信：沅叔（傅增湘，1872-1950）發信：伯恆（孫壯，時任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經理）、谷廎[1]
此信今未收入1981年《張元濟書劄》，文哲所景印之《蔡元培張元濟往來書劄》於民國8年（1919年）7月3日 〈致 蔡谷廎 先生函〉述此信云：
隺兄去浙後，未通音訊，近來想甚安好，聞近日教育部及大學教員、學生疊派代表南來，浼隺兄復出視事，不審果有其事？惟隺兄出處關係甚巨，不能不格外審慎。以鄙見度之，隺兄此時不可輕於再出，其原因蓋有數端：一、政權必歸安福派，其專橫無理，可以想見；二、所謂舊學家必依附攀援，大張旗鼓，恐難免文字之禍；三、學生氣燄過盛，內容糾紛，甚難制裁，納之軌範。隺兄出，而有補於世、固所甚盼，惟現在恐非其時，為大局計，為友朋計，均不能不一貢芻蕘。兄如謂然，乞為代達。[2]
案：1916年冬， 蔡元培 先生就任北大校長，開始與商務印書館進行合作，由商務印刷《北京大學月刊》，並出版北大教授的專著與通俗教育叢書，1919年初，蔡元培校長代表著作人（北京大學）、張元濟代表發行人（商務印書館）正式簽訂了《北京大學月刊》出版合同，以三開本印刷，每年十冊，每冊一百頁，十萬字為率，其發行金額由商務印書館代墊，此時期的北京大學教授的講義和專著，如胡適（1891-1962）《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徐寶璜（1894-1930）《新聞學大意》、陶孟和（1888-1960）《社會與教育》、胡鈞（1870-1945）《中國財政史講義》、劉半農（1891-1934）《中國文法通論》（由鶴卿先生具函推薦，商務印書館以二百元代價購印）等皆於此時期出版。
1922年底，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彭允彝（1878-1943），要求逮捕證據不足，且已不起訴的財政總長羅文幹（1888-1941），時王寵惠（1881-1958）內閣總理雖無劣行，然亦遭輿論抨擊，1923年1月17日 蔡元培校長憤然辭職，其略云：
數月以來，報章所紀，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無不呈現於中國。……元培目睹時艱，痛心於政治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
鶴卿先生自1月19日 於各大報刊登啟事，宣佈「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不久後赴歐，亦未再回任北大校長一職。
案：鶴卿先生離任後，由總務長蔣夢麟（1886-1964）先生代校長職， 蔡元培先生亦曾云：「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蔡氏不在北大期間，代為處理行政者多為蔣夢麟。 傅斯年先生亦謂：「夢麟先生學問比不上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 蔣夢麟 先生曾三次代北大校長職，亦以北大「功狗」自嘲，因蔣氏與國府關係密切，北大校史談建校功業，多諱言夢麟先生，然其於風雨飄搖之際，力籌經費、重整學風、挽北大於狂瀾而未倒，功亦不可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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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元濟原著、陸廷玨、汪家熔等點校：《張元濟日記》（北京：北商商務印書館，1981年9月），冊下，頁608，《原冊第18本，1919年6月4日― 1919年8月16日》
[2]蔡元培、張元濟原著、林師慶彰(1948-)編輯：《蔡元培張元濟往來書劄》（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0年6月《近代文哲學人論著叢刊之一》），頁125-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