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B之家分身菁華版

這張集錦照片中有1937年禹貢學會時期的顧頡剛先生[1]，晚年的適之先生，中年時期的孔德成老師（訪日觀書時所攝，身旁清瘦者即屈萬里先生），大學時期的沈剛伯先生，蕭一山先生，[2]青年時期的鄭振鐸先生，中年時期的陳寅恪全家福，以及在東吳中文系研究所任教時期的屈萬里先生，和晚年在北京圖書館任職的王重民(1903-1975)先生[3]等等。各位不妨看看有哪些前輩是認得的?
 
案：本文草於2007年1月，裡面唯一還在世的耆宿是孔德成老師，2008年10月28日，孔聖第七十七代嫡裔衍聖公薨於台北縣新店市慈濟醫院，享年八十有九。(1910-2008)

(日本國際大導演黑澤明的巨作《羅生門》，奪下1951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特別獎，當年41歲的黑澤明再接再礪，在1956年以更優秀的《七武士》奪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這也是東方導演的第一次，在以白人保守主義瀰漫的美國西岸好萊塢，這實在是不可多得的成就，此套裝目前在大特價，收羅了《野良犬》，《醜聞》，《白痴》，《靜靜的決鬥》，《七武士》，《羅生門》，《生之慾》等七部大作，台灣由龍騰影音發行，雖說畫質和翻譯都不甚佳，但比起以前的公播版來的好一些，這也是筆者最愛的一部日本片套裝收藏，另一部則是《砂之器》，容筆者改天介紹)
版主在前一篇文章提到有名的逆流現象(就是先讀了普及或衍生作品才掉回頭看原著的現象)，這就讓筆者想到日本電影史上最大的逆流現象-《羅生門》(其實應該是《竹叢中》，因為黑澤明)。《竹叢中》為芥川龍之介1922年（大正十年）的作品，當時芥川龍之介三十一歲，係改編自日本古小說《今昔物語》卷二十九〈攜妻同行丹波國之男子於大江山被縛語第二十三〉。此作後來被日本名導黑澤明拍成電影《羅生門》，也導致後人對芥川原作本名的誤解。茲引全文，以饗版友：
(日本巨星三船敏郎扮演的多襄丸，演技卓越且富生氣，甚至超越了芥川龍之介原著本身賦予的形象，此不滅的電影形象，也使得三船敏郎從此成為日本影壇永遠的神話。)
《竹叢中》 芥川龍之介（1892-1927）
〈受檢察官審訊的樵夫供詞〉
是的，的確是我發現那具屍體。今天早上，我跟平常一樣到後出砍伐杉樹。就在那時候，我在後出的竹叢中發現了那具屍體。你是說陳屍的地方嗎？大概離山科的驛站道路四、五百公尺，一處竹林中夾雜著細瘦杉樹，沒有人煙的地方。
屍體身穿淺藍色武士服，頭戴黑帽，仰臥在地。雖說是一刀斃命，但因那一刀直刺胸口，所以屍體周圍的竹葉都染上了暗紅色的血。不！那時血已不再流了，傷口似乎也早就乾了。傷口處停了一隻馬蠅，好像沒有發現我的到來，緊緊的叮在傷口的肌肉上。
您問我有沒有看到刀劍一類的東西是嗎？不！我什麼也沒看到。只看見一旁的杉樹根頭，留下了一條繩索。另外呢――對了，除了繩索外，還有一支梳子。掉在屍體旁的只有這二件東西。不過，周圍的草叢和竹葉被踐踏得很凌亂，可見那個男的在被殺之前必定有過激烈的反抗。什麼？您問我有沒有看見馬匹是嗎？那地方馬兒根本進不去，那地方和馬走的大路隔了一道竹叢。
〈受檢察官審訊的旅行中的僧侶供詞〉
貧僧昨天確實遇到過那被殺害的施主。是昨天的――大概晌午時分吧，地點是貧僧從關山往山科的途中。那施主和一位騎在馬上的女施主，朝著關山的方向走來。由於女施主戴著面紗，因此貧僧沒有看見她的容貌，只看見她身上穿著暗紅色的衣宴。那匹馬是桃紅色的，我記得那是匹沒有鬚毛的馬沒錯。您是說馬的高度嗎？高度大約有四尺四寸吧――貧僧乃是一介沙門，對於這類事並不清楚。那位男施主腰上佩著刀，帶著弓箭，那黑漆的箭囊裡大約有二十支戰箭，我到現在還是記得很清楚。
貧僧做夢也沒想到那位男施主會有如此的下場，真是命如朝露。唉！這該怎麼說呢？真可憐啊。
〈受檢察官審訊的捕快供詞〉
您是說我所逮捕的那漢子嗎？他的確是名叫多襄丸的知名盜寇。不過我抓到他的當時，或許他剛從馬背上跌下來吧，正在粟田口的石橋上呻吟著。您問什麼時刻嗎？應當是昨晚初更時分。上一次被他脫逃時，他也穿著這藍色衣服，佩著有凸花裝飾的刀劍，就如您現在所見，他除了佩帶刀劍，還帶著弓箭。是這樣嗎？您是說那屍體所佩帶的刀也是――，這麼說，殺人的一定是這個多襄丸無疑了。纏有皮革的弓、黑漆的箭囊、鷹羽戰箭十七支這些都是那男人身上所帶的東西吧。是的，也有馬匹，是匹沒有鬃毛的桃花馬。那畜牲之所以被馬摔下來，必定有某種原因吧。我看到那馬匹時，牠正在石橋那頭不遠的地方，拖著長長的馬韁，啃食著路旁的青芒。
這個多襄丸是出沒於京城的有名盜寇，性喜女色。去年秋天，在鳥部寺供奉著十六羅漢之首賓頭盧的後山，有一位前去參拜的婦女和女僕兩人被殺死，而兇手據說就是多襄丸。如果這傢伙殺死那男人的話，那騎在桃花馬上的女人不知往何處去了？我想冒昧的請求您，如恕不嫌棄小的多事，敬請您一併追究此事。
〈受檢察官審訊的老媪的供詞〉
是的，那屍體正是我女兒的丈夫。他不是京城人士，而是若狹國府的武士，名叫金澤武弘，年紀二十六歲。不！他是個秉性溫良的人，不可能和別人結仇。
您是說小女嗎？小女名叫真砂，今年十九歲。她生性剛毅，是個不讓鬚眉的女孩。但是除了武弘外，她未曾有過其他男人。她的臉徵黑，在左眼眼角上有顆黑痣，是一張嬌小的瓜子臉。
武弘昨日和小女一起前往若狹，誰想得到他竟會遭此噩運呢？造了什麼孽啊！小女怎麼樣了？女婿的事猶可忍受，但是，我很擔心我女兒。這是我這個老太婆這輩子最後的請願，懇請您無論如何務必找出小女的蹤跡。最可惡的是那個叫多襄丸的盜寇，他不但殺了我的女婿，甚至連小女……（泣不成聲）

(筆者收藏關於張愛玲《色‧戒》的書籍一覽，裡面有皇冠版《張愛玲全集》的《惘然記》(全集之十二，收錄〈惘然記〉、〈色‧戒〉〈浮花浪蕊〉、〈相見歡〉〈多少恨〉、〈殷寶灩送花樓會〉，及一篇附錄〈情場如戰場〉)，還有搭電影順風車的《色‧戒》軟皮精裝版。)
《色‧戒》風風光光的拿下了2007年的威尼斯影展金獅獎，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亞洲電影大獎，台灣金馬獎，與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論者以為是張愛玲小說改編電影最成功的一次嘗試，在2007年11月的時候，各家出版社也大搭順風車，除了長期出版張愛玲全集的皇冠出版社以外，各文學評論與電影評論都看得到這部作品的身影，其中又以《色‧戒》軟皮精裝版的出版最具巧思，裡面除了《色‧戒》的排印版之外，另外還有張愛玲的原作手稿，其中還收錄了張愛玲關於本書原型的自辯之作〈羊毛出在羊身上〉，除外還特別收錄了一篇未收錄至《張愛玲全集》的短篇小說〈鬱金香〉，此篇係北京學者吳福輝和他的博士生李楠在做有關上海小報的專題研究時，在1947年5月16日至31日的《小日報》上發現這一篇，這不但是張愛玲在創作高峰期的作品，也是當時她唯一一篇完整的連載小說，但直到發現後的兩年，即二○○五年才終於確認是張愛玲的作品。
由於張愛玲的手稿現存的已經極少，而散佚未收入全集的更是罕見，若有興趣收錄張愛玲該作的的讀友，這部軟皮精裝限量版請勿錯過。照片上方大開本是印刻文學生活誌2007年八月號第48期，本期收錄了張愛玲與李安《色‧戒》的詮釋觀點，歷史原型，創作點滴等十二篇文章，內容多達七十頁，可以說是國內諸多文學誌在趕風潮的同時，最有系統和野心的一次專輯企劃，最旁邊的則是繼《十年一覺電影夢》後的另一部關於李安電影創作史的作品，《一山走過又一山-李安‧色戒‧斷背山》，此作由李達翰先生所著作，內容敘述了李安自《綠巨人浩克》的失利後，歷經父喪的消沉，體悟中年危機，靠著《斷背山》再上巔峰，最後走到重新詮釋《色‧戒》的心路歷程，內容並非屬於嚴肅的電影語言評論，而是報導文學式的綜論，李安的影迷不可不看，是書由如果出版社在2007年9月出版，份量頗沉，近500頁之巨，內頁收錄大量李安歷屆作品與《斷背山》的各國店頭海報，頗有收藏價值。

上圖為光緒三十年(甲辰年，西元1906年)十二月出版的新式小學國文課本。(筆者藏)
於今已逾百年，特誌於書錄，以茲備覈。
是書標題作《訂正最新國文教科書第三冊》，頁首右標「中華民國初等小學用」，可知此為辛亥後之複印本也，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本冊內容分六十課，茲條列如下：
第一課―元旦；第二課―吉凶；第三課―劉寬
第四課―多言無益；第五課―橐駝；第六課―人影
第七課―傅迪；第八課―車；第九課―黃鶯
第十課―蕭遙欣；第十一課―妝飾（附圖）；第十二課―禁忌
第十三課―偶像；第十四課―擊毬；第十五課―小兒戲具謠
第十六課―茶；第十七課―松；第十八課―牝狗
第十九課―宋太祖；第二十課―韓樂吾；第二十一課―桑
第二十二課―蠶；第二十三課―蜂；第二十四課―蝴蝶
第二十五課―煙；第二十六課―酒；第二十七課―多食之害
第二十八課―麥；第二十九課―邴原；第三十課―鷸蚌相爭
第三十一課―群羊；第三十二課―狼；第三十三課―杞人憂天
第三十四課―地球；第三十五課―續；第三十六課―長江
第三十七課―匡衡；第三十八課―繡花枕；第三十九課―鐵（附圖）
第四十課―兵器；第四十一課―競渡；第四十二課―愛兄
第四十三課―魏文侯；第四十四課―大言；第四十五課―野彘
第四十六課―蟆；第四十七課―夏至諺；第四十八課―不潔之害（附圖）
第四十九課―勤動；第五十課―象；第五十一課―鴉
第五十二課―梟逢鳩；第五十三課―疫；第五十四課―二虎
第五十五課―憫農詩；第五十六課―紙；第五十七課―女子宜求學
第五十八課―兄弟入學；第五十九課―大雨；第六十課―家書

四、國家社會主義群體意識再造的歷程
什麼是社群，依據柯漢（Anthony Cohen）的定義，它應該是一個成員確實，社群成員具有共同意識，且具有共同象徵物情感投射的團體，[14]其之所以會成功的原因如下：
一個社群的成功之處在於，它可以容納（行為或意見）的多樣性，這些多樣性的差別可以和平共存，而不會摧毀此共同體的一致性……此論點的重點在於，這相對的相似性或差異性並非「客觀的」評判，而是一種感覺，一種存在於成員們內心深處的感覺。[15]
柯漢在此所指的社群，是就一般的社群而言，而不僅是指歷史上某些特定的社群。但我們如果把上述論點中的「成員確實」及「容納意見多樣性」的論點拿掉，不難發現，第三帝國所意欲構成的「國家社群」完全符合上述的定義，在德意志第三帝國當中的每一個人，不論出身的高低如何，在特定的時刻都會是它的成員。
如何讓一般的國民進入國家所規定的「特定社群」中呢？國社黨用了最簡單且最直接的方式─「集中管理」，除了希特勒青年團的團體生活以外，面對成年且有志（有時是因為生活所需或是學位所需）進入公職體系的男子，都必須接受為期三個月以上的「世界觀教育」，其地點在裕特堡（Juterbog）的工作營，[16]其內容包含集體化教育（並非是黨化教育）、國防軍教育、以及身為一個文官的基礎學科考試，在這一個過程中，他們可能會面對衝鋒隊員（SA）的集體化訓練，在這個過程中，營區便是一個具絕對權威的媒體，衝鋒隊員即是一個媒體人員，裡面並沒有如廉價小說所述的苛虐和謾罵，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群體化的教育以及英雄觀念灌輸，最重要的一個表徵，便是符號意義的翻轉，此符號意義的翻轉，柯漢定義如下：
人們不僅可以標示出他們所屬的社群與其他個體之間的界線，也可以反轉（reverse）或是轉化（invert）行為與價值的規範，而這些規範「符合一般規則地」標示出他們的界線。在此種翻轉的儀式中，人們集體採取某些與平日大相逕庭的行為舉止，這些行為舉止是他們平日所厭惡，甚至是加以禁止的。[17]
「人」在這裡並不復為「個人」，而只是一個整體的一部份，群體必須親密，彼此稱謂從「您」（Sie）變成你（du），[18]，「我們」成為「我」的代名詞，受訓的準文官們，自然不是被奴化的黨徒，怨恚和沉默成為私下的共通語言，國社黨在此高明地提供了一個「宣洩」的管道，在部分的階段中，它提供國防軍的軍官們來為這些知識份子受訓，在此階段中，精確、踏實、自律取代了之前的枯燥，國防軍軍官們也從不隱諱自己對黨徒的厭惡，嘲笑和輕蔑都在受訓的公開場合進行，[19]準文官們也樂於接受這些專業軍事人士的訓練，並樂在這種「群體意識」中。然而正如希特勒所說的，「經過這樣訓練後，原本想對抗我們的，都會快樂的舉起國防軍的槍桿保衛祖國。」更令人感到錯愕的是「有些學員和軍官們，甚至以為到了那天，國防軍會代替我們把納粹收拾掉」。卻忽略掉這其實就是一種「群體意識再造」（亦即納粹化）的隱性歷程，當他們體察到這一點的時候，其實已經無可避免的被再造了。
類似這樣的生活到底是如何？會是非比尋常的艱苦嗎？哈夫納《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曾經論及他親身經歷過的「同志般的團體生活」，其以為這種生活模式，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其實是他的「非艱苦性」，因為當群體凌駕在個人意志上時，即徹底的移除了個人的自我責任心，不僅外在社會生活上如此，內在的宗教規範、思想意識，亦復如此，其人不再受到「自力更生」這個嚴厲社會法則的羈絆，亦即「跟隨別人所作的」即是無罪。哈夫納對此論斷道：
更不幸的是，「同志般的團體生活」會讓人不再信賴自己，失去在上帝之前和對自己良心時所應具備的責任感，他做著每個人都在做的事情，他別無選擇，也沒有時間思考(除非他不巧剛好在晚上獨自清醒過來)。「同志們」就是他的良心，他只要跟著做出每個人都在做的事情，即可以豁免一切刑責。
以媒介的觀念來說，所謂的「裕特堡工作營」其實就是一個群體意識再造的實體化表現（具強制性的），經過再造的人，其意識不論有無受到影響，都會成為不自覺的認同者與建構者，除非選擇逃離祖國，不然都有可能會成為國社黨規約底下的社會行為實踐者，或是此「表演架構」下的表演者。
至於社群的第三要素─批評，國社黨並不允許批評及於自身，而是將批評權從接受者身上拿回，轉而成為提供者的特權，其目的是為了引導成員們的內心觀感，此種模式在戈培爾的作法上是「塑造一種適合於你的敵人的個性，隨後用單一性的敘述來代表這種個性。」在這種指導原則之下，甫於1940年5月10日上任的邱吉爾，就變成了「英國人民的典型，一個品行不端，齜牙裂嘴的傢伙，是製造謠言的誓酒狂，總是與有錢人、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人為伍，將工人們踩在腳底下。」；羅斯福是「資本主義的典型，是一個猶太幼稚園的寵兒」。(戈培爾誣衊羅氏的祖先有猶太血統)[20]，至於它是否是事實，並不重要，只要它能在重建意識上起積極作用即可。[21]
五、結論
經過上述的檢證，吾輩可知國社黨的存在，即是一個具象化的「媒體」，此巨型的國家媒體，歷經了宣傳的普遍化、表演化、符號化，以及群體意識的重建，使得昔日的文明國度，變成一個與前代歷史切割的警察國度，人們不復記憶1914年以前的文明，只知1919年的凡爾賽屈辱，這一切只要經過精確的計算、合理的重塑，就能建立起一個以「欺瞞的遠景」為中心的工業大國，而這些構成的分子，除了國社黨無孔不入的警務統治以外，竟是一個以「群體表演」、「國家社群」來勾畫的社會，這一個表演從1933年到1945年，不論我們喜歡與否，今日的世界就是希特勒所造成的結果。[22]

《國社黨之意識再造與媒介論》
一、前言
《媒介概念十六講》（Why study the media）正如作者在前言所揭櫫的「這是一本關於媒體的書，但不是本與媒體研究有關的書。」[1]，Sliverstone的目的是在嘗試著「定義」媒介（Media）而非在找尋「答案」，其設定的論題仍奠基於認知主義的四大場域，亦即「文本」（books）、「經驗」（experience）、「環境」（environment）、再現（reconstruction）。其目的在論證媒體對文化與社會的影響力，並試著找出值得討論的問題，Sliverstone的期許如下：
我希望媒體研究能從本書出發，成為一門人文學科，富有人文的關懷，並不僅關注個人，也能思及群體，而本書的人文精神，則希望表達現在：具有清楚的邏輯，能敏銳地體察到歷史與社會的特殊性，並且反對科技獨裁與科技決定論，企圖消解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間的界線。[2]
易言之，Sliverstone是書，是以人文學科為畛域，群己關係為主體，反對唯物主義色彩過重的科技獨裁與科技決定論，本書所論，大抵不出上述論題所述。筆者閱訖是書，決意以其意識再造與媒介關係為主軸，以國家社會主義（德語Nationalsozialismus，縮寫作Nazi─納粹）之媒體現象為研究對象，期能對媒介對「社會行動」之影響，做一概括性的論述。
二、國家社會主義下的媒介─國社黨與宣傳的關係
以薩․柏林（Isaiah Berlin）曾說：「我們應把媒體當作經驗的一般性結構來研究」。（general texture of experience），此觀念是偏向一種以人文關懷與群體意識的歷史詮釋論（annotation）。吾輩在探討「媒體」這一個命題時，應該將之視為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自然人」，若其為人，傳播的媒介，可視為其四肢，而受其影響之閱聽人之「群體意識」，則可視為其思想，而「政治實體」之意志，則可視為其「最終信念」。綜合以上諸因素，不難發現德意志第三帝國（1933-1945）之媒體行為，似符合以上之假設，國社黨之於媒體，並不僅停留主從關係這一層，若以較嚴格的定義來說，國社黨之所以存在、國社黨賴以維生的本質，其實就是媒體與宣傳，希特勒所強調的「生存空間理論」；反第三國際理論」；「亞利安人種族理論」，都需要國民的群體意識作後盾，群體意識之於政治實體，猶如利刃之如劍柄，約阿希姆․費斯特（Joachim Fest）在他的《第三帝國的面貌》(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中指出：
宣傳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天賦，不僅國家社會主義的最重要成就應歸功於宣傳，宣傳也是國家社會主義對自身的興起所作出的唯一貢獻，宣傳不僅是一種權力工具，而是國家社會主義本質的一部份，要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意義，要比從宣傳家安排的本質著手困難的多，如果我們把這一點推向極端，我們可以說，國家社會主義就是宣傳的一種，只不過他將自身偽裝成一種政治思想罷了。[3]
這個論點的實體化例證，就是希特勒和戈培爾這兩位第三帝國的首腦人物，若撇去政治和歷史上的論題不談，其在「媒介」以及「意識塑造」這兩個命題上，堪稱卓著，而第三帝國之傳播媒介所以能取得建樹，即建立在「普遍性」的基礎上。在一般的觀感上，很多人以為國社黨是在鮮花如雨，掌聲如雷的情況下取得政權的，但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1919-1933）共和時期最後一次的國會改選投票，國社黨依然只獲得了四成四的選票（上次的得票率為三成七），知名德國政論家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即提到：
過半數的選民投票給反對黨，我們只需要考量一下，當時恐怖行動已經勢如野火，而左派政黨在選前的最後幾周已被禁止發生，那我們必須表示，德國人到底還是做了中規中矩的集體表現。[4]
從上述的數據可以看出，超過半數的德國人民仍然是處於沉默和困惑的一群，歷經了貨幣崩潰的1923年，體育狂熱的1926年，民眾的政治意識並沒有想像中的狂熱，1933年的夏天，《紐約時報》的駐柏林不無諷刺的論道：「在一個大多數民眾重視經濟問題勝過政治問題的國度，很難看到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前景何在」，然而纏住這些所謂「搖擺不定者」，並逼迫他們改變信仰的，就是戈培爾最新最有力的傳播工具─無線電廣播。李查․格隆博德(Richard Grumberger)敘述這種應用國家力量的群體收聽行為道：
集體收聽重要廣播節目，成為納粹德國公共生活的典型特徵之一，許多廣播節目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時工廠和辦公室必須停止工作，以便全國所有勞動人力都能聽到廣播；所有的餐廳和咖啡館都必須為了其是「公共場合」裝配收音機，街頭豎起了裝有揚聲器的柱子。第三帝國實現了比任何國家更密集的無線電密著度，這種密集廣播網中的人事關鍵是納粹檔的「無線電管理員」，他們的職責是誘使在住宅區內的人們收聽納粹黨人指定的節目，並就聽眾反應，聽眾的愛好向中央協調機構提出報告。[5]
在那個廣播被視為最有力傳播工具的時代，國社黨巧妙的將「傳播」和「生活」結合起來，就如同當代人們受到電視和網路影響一樣，因為它被強制「存在」於生活中，當「存在」變成「習慣」，「習慣」就會被轉化成「合理」，某種程度而言，這就是一種意識上的洗腦，這種洗腦的方式和希特勒式的演講剛好相反，希特勒本身的演說，如果脫離了希特勒的肢體語言和實體影像，就會像是一張不停跳針的唱片，[6]國社黨的宣傳手法是以正面的態度陳述「誇大的願景」（通常是謊言），經由不斷的懇切陳述，謊言就會成為現實，一個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時仍在柏林的美國記者就記錄道：
有時候我們覺得，戈培爾超越了他那想要進力引導我們的舞台，他不斷的重複，把更難以置信的說法塞進我們的頭腦，而我們也漸漸地相信這些說法，一個人會保持自己的理智，但希特勒的理論正確性也是無可懷疑的，也就是說，只要你能經常性的告訴人們，聲音再響亮一點，人們就會開始信以為真。[7]
三、國家社會主義的群體表演進程
Sliverstone認為「將社會視為一種表演，此種表演，便是一種持續不斷地，被視為，幾乎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活動。」[8]，有了具普遍性的媒介工具以後，要讓意識成型，還必須加上計畫性的群體行動，讓個體在社會行為的「表演」中，察覺到自己的「應然」行為，進而變成一個社會行動的建構者。納粹德國所鼓動的宣傳方式，不純粹是一具三十六芬尼(一百芬尼等於一馬克)的收音機，而是一系列有計畫的「計畫」、「表演」、「儀式」的結合，此所謂表演，並非是「表演藝術」的本身，而是表演的延伸。依據《媒介概念十六講》的說法，此「表演」便是將行動、符號與權力落實且投射在現實社會生活，當個體發現媒體將一認定的概念重現的時候，單一個體便會將其「表演呈現」，當國家社會主義將其群體意識強加在人們身上時，絕大多數的德國人表現出來的當然不是快樂，而是不悅，但其不悅仍是相對性的，因為反抗或是辯駁，往往會招來敵視與棒子，當個體選擇接受，或是站在道德高點進行非現實的規避的時候，就已經處於這個表演的建構過程中了。Sliverstone在第八張〈表演〉（display）舉出不具強制力的黛安娜王妃逝世的追悼會作為案例，[9]當閱聽人接受到電視上的資訊，進而關上電視機，走向追悼會場的白廳（Whithall）時，這種從傳播中「逃逸」，進而成為表演者的歷程，最具強制力且廣泛性的，便是國社黨統治下的德國。
納粹德國藉著媒體和表演所要喚醒和重建的事物是什麼呢？其所欲者並非是國家認同這樣虛無飄渺的東西，而是個體對於某些具有愉悅性的事物，而存在的時間卻可能更早，這些事物在霍亨索倫王朝（1415-1918）的末期，便是政府每天貼在大街小巷的戰地公報，這些紀錄著「第一軍團推進五公里」，「坦能堡俘虜十萬人」的紙頭，提供了閱聽人一個參與「遊戲」的快感，哈夫納記錄道：
戰爭是一場刺激萬分，振奮人心的國家大戲，其所帶來的消遣娛樂及情緒反應，無論就深度或趣味性而言，都要比和平時期的任何遊戲更加引人入勝，在1914至1918年之間，他正是十個年次德國學童每天的經驗，這在日後變成一種憧憬，而納粹主義的吸引力，簡單性，以及對幻想及行動狂熱所產生的訴求，也就來自於這種憧憬。[10]
這種類似的「遊戲」和「表演」，在威瑪共和時期（1919-1933）實體化的例證便是1924年到1926年的體育狂熱，當時的共和國內，充滿著類似話題的討論，自由的左派人士，不自覺的以為那是一種可以偉大的發明，從今以後，賽跑與競技取代了鮮血與子彈，在充滿和平氣息的草地或運動場，宣洩好戰的天性。[11]但卻忽略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這些所謂的「菁英」和「大師」們，不約而同的都有著「國體認同」的標章。[12]這和現代的體育運動之所以不同，即在於一個訴諸於個體意識，一個訴諸於群體意識。國社黨使用「儀式」強迫個體進行「表演」的案例，莫過於1933年3月21日「波茨坦之日」的演出，除了給予第三帝國繼承第二帝國餘緒的法統之外，[13]在這段廣為播送的影片和報導中，威瑪共和最後一任總統興登堡元帥，也成為這個符號儀式的一份子，在傳播的媒介上，更利用了「符號」、「儀式」這兩個工具，到處是軍樂、搖旗，和手執火炬的遊行，這些「社會行動」，乍看之下都屬於空洞且缺乏實質意義的活動，但這個做法並非出於無意，其最終目的乃在讓百姓養成習慣，即使在毫無理由值得讓人慶祝的情況下，也要跟著歡呼起立與致敬，凡是不想跟著玩這種遊戲的人根本不被當成「對手」看待，卻被視為不合群的掃興者。於是人們開始跟他們一起行動，這起初是出於畏懼，可是一旦同流合污以後，就不再有人願意回想起「畏懼」這檔子事，到底那不很光彩，而且會教人看不起，結果人們連心中的觀點也隨之而改變了，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獲勝的最基本因素。

(放在攤位前的雷諾853 LUG版Alibangbang，筆者大表驚嘆，還被學長調侃，若多等幾季，搞不好就可以擁有這台坐騎了。此車在2008年第三季已經生產，正式名稱為Rikulau Lug飛魚一號，鐵馬拜客雜誌也介紹過，全套搭配Shimano 105套件，建議售價為55000元)
本次車展，鈦郁和台灣雲豹在一樓K區同一個攤位展出，有許多仍在接單中的試作車都出現了，在在的顯示台灣頂級鋼管燒製大廠的實力與技術，筆者看了他試作的雷諾853 LUG鋼管車，不得不佩服他接管做工的精巧。裡面甚至展出了試作的鈦製公路車前叉，至於客製化的部份，還是以台灣雲豹這個自有品牌為主打，雷諾853鉻鉬鋼，雷諾953高強度不鏽鋼，以及鈦製車都有展出，其產品線之完全和燒製之精良，完全不輸給國外的一些知名車廠。
展示在牆上的各式"白牌"鋼管與鈦製車架，正等待國外識貨廠家的洽談，筆者在觀看的時候，就已經有幾位外國佬在跟鈦郁面談了，此種現象，在台灣國際車展的台灣代工廠展區最多，台灣在技術這方面，無疑的是自行車界的大國，可惜自有品牌數量仍然不多，據筆者熟識的店家表示，台灣雲豹953由於燒製不易，經銷商自己倉庫中也只保有十台成車而已，若想客製或訂購特殊尺寸，恐怕都得等上一季，尤其是鈦郁接了國外買家的大單，客製化恐怕得等更久。

姓名：德山昌守（Masamori Tokuyama）[1]
國籍：日本，他是在日本出生的北韓人後裔，韓國名字叫Chang Soo Hong。
量級：Superflyweight(WBC)
戰績：32勝-3敗-1平手（8KO’s），10次防衛WBC Superflyweight級拳王
成功，1次防衛失敗，時間是2004年6月28日，對手是川島勝重，但在隔年(2005年)的7月18日德山又奪回頭銜。
贏得頭銜時間：2000年8月3日，對手是韓國的鍾英雄（In-joo Cho）[2]。
最後一次防衛時間：2006年2月27日(2007年資料)，打敗Jose Navarro在大阪中央體育館以12回合判定勝。
案：這位日本拳王算是小有名氣的，但我對Light-Heavyweight以下的興趣比較小，因為我手上絕大多數的研究文獻都是美國人寫的，而老美嚴格說起來只對Heavyweight、Cruiserweight、Light-Heavyweight有興趣，因為主秀都是這些量級在玩……

《看，世界怎麼笑日本》

作者：早坂隆
譯者：楊明綺、王欣梅
出版公司：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年3月。

「玩笑話，有時也是傳達真實的一種手段。」

   ─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學問的進步》

〈創作旨趣〉

在笑話世界中，其實日本人的「存在感」並不明顯，比起美國人、英國人、猶太人、俄羅斯人，日本人所製造的笑話絕大多數存在於「群像」和「觀念」中。早坂隆自己也說道：

這樣的笑話和黃色笑話，強烈反應日本人的觀念和民族特性，換言之，日本人的笑話是一種對日本既有印象的真實流露，隱含日本人獨特又普遍的特性，宛如鏡子般的水晶表面，清楚映照日本人多采多姿的生活面貌。

〈蒐羅類別〉

該書的笑話分成八大類，分別是：
第一章〈高科技國家群像―從車子到機器狗〉
第二章〈富裕之國―從泡沫經濟到崩壞〉
第三章〈勤勉的民族性―忠誠上班族，過勞死〉
第四章〈日本人的群體性格―集體行動，不苟言笑等特質〉
第五章〈神秘之國日本―風俗習慣、宗教、衣食住等〉
第六章〈歷史‧政治‧外交―與美國&中國的關係〉
第七章〈活躍於在世界的日本運動選手―從相撲到鈴木一朗〉
第八章〈新的日本形象―席捲世界的日本動漫畫〉

其中以第一章和第四章最為精采，很多人不了解外國人眼中的日本與日本人，造成第一章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為1980年代前後日本白色家電與電子產品行銷全球所致，作者到了東歐的羅馬尼亞，當地人以為日本人都是電子技師，隨身攜帶著高科技的通訊商品。日本在工藝製作的水準以高精密及高良率著稱，書中有一個〈瑕疵品〉的笑話是這麼說的：

美國某家汽車公司分別向俄羅斯和日本的零件製造工廠下了訂單。
訂單表示：「一千個產品只能有一個瑕疵品」
幾天後，收到來自俄羅斯工廠的回覆：
「一千個產品只能有一個瑕疵品，這項條件太嚴苛了，而且時間太趕，希望交貨日能延後。」
幾天後，收到來自日本工廠的回覆，上面寫道：
「配合交貨日，作業一切順利，但是沒有收到瑕疵品的設計圖，煩請盡速送來。」[1]

〈種族特質與笑話〉

而第四章就是標準的「種族笑話」了。什麼是「種族笑話」，簡言之，凡是依據人種與民族性，比較其行為差異，作為笑話的題材稱為「種族笑話」。美國杜克大學名譽教授（Mahadev L.Apte）在其著作《幽默與歡笑：從人類學著手》（Humor and Laughter：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中，對於種族笑話作了這般解釋：

所謂種族笑話，是指與其他民族有明顯的區分，產生一種獨特社會文化認同，像是民族成員的行動、習慣、性格等，具有幽默感，引人發笑的特質。

在此，僅將各民族特性簡要列出，只要列舉其中任何一項要素都能成為「種族笑話」的題材：

美國人─獨善其身、傲慢、自大。
英國人─紳士、古板。
德國人─認真。
法國人─好色、好吃。
義大利人─熱情。
俄羅斯人─喜歡酒、貧窮。
猶太人─狡猾、善於存錢、好議論。
日本人─群體主義，善於經營。

以善於經營這件事來說，經典的〈電燈泡笑話〉是這麼說日本人的：

問：更換壞掉的電燈泡，需要幾個日本人做這件事？

答：三個，一個確認電燈泡是否為日本製，一個換燈泡、一個將舊燈泡轉賣出去。

 案：這是經典的「電燈泡笑話」，1970年代源自美國，之後傳遍全世界，原本是以波蘭裔美國人為題材，以下是這則笑話的雛形。問：更換壞掉的燈泡，需要幾個波蘭人來做？答：五個，一個拿燈泡站在椅子上，四個幫忙轉椅子。現在這則笑話已經可以套用在世界各個民族，以其民族特性當成笑話題材。據說這型的笑話已經超過三百則了。[2]

〈經典的種族笑話〉

種族笑話之所以饒富趣味，就在於它可以呈現多民族的特性，例如〈藍色長頸鹿〉這一則笑話就可以看出英國人重視議會政治的討論程序，德國人重視邏輯與實證，美國人重視行動力，日本人則是「改變現狀」的能力，中國人則是愛取巧的能力，其說云：

有位富豪喝得爛醉地說：「有誰能讓我看到藍色長頸鹿，我重重有賞。」
因此聽聞此事的各國人事開始行動。
英國人懷疑是否真有這種生物存在，如火如荼展開議論。
德國人前往圖書館調查是否真有此種生物。
美國人派遣部隊前往世界各地查訪。
日本人不分晝夜研究品種改良，希望製造出藍色長頸鹿。
中國人則是立刻去買了藍色油漆。[3]

 〈四個步驟〉這個笑話也有類似的模式，其說云：

要讓新產品流通世界各地可以分為四個步驟。
首先，美國企業開發新產品。
接著俄羅斯人主張：「我們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經想出這樣的東西了。」
然後同樣產品，日本人卻製造出比美國製更好的品質，開始外銷。
最後中國人做出仿造日本製的贗品。[4]

上述這兩則的笑話，主要是把民族特性放在「生產」區域裡，如果純論民族的特質的話，〈當我倆同在一起〉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好經商的習慣：

將各國的人，倆倆湊在一起，會發生什麼事呢？

兩個德國人聚在一起，會產生三個規則、四項法律。
兩個猶太人聚在一起時，會產生三個意見、四個政黨。
兩個日本人聚在一起時，會產生三家銀行、四家公司。
兩個美國人聚在一起時，會爆發三次口角，產生四項正義。[5]

銀行和公司的產生，都仰賴於集體信任和群體主義，「集體行動」可說是歐美人士對日本人最標準的印象，當他們看見日本小學生排排站拍照時，第一個直覺是「好像西奧塞古時代的照片喔！」[6]，這類的笑話以〈快點跳船〉最為經典，茲引如下：

有艘豪華客輪在航行中快要觸礁沉沒了，船長不得不下令所有乘客盡速跳船逃生。
船長對各國乘客分別這麼說：
對美國人：「敢跳船的才是英雄。」
對英國人：「敢跳船的就是有紳士風度。」
對印度人：「這艘船規定遇到這種情形，一定得跳船。」
對義大利人：「敢跳船才會受到女人歡迎喔！」
對法國人：「千萬別跳船。」
對日本人：「所有的人都要跳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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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 早坂隆著、楊明綺、王欣梅譯：《看，世界怎麼笑日本》（台北：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3月），頁24。
[2]同前注，頁76-77。
[3]同前注，頁25。
[4]同前注，頁48。
[5]同前注，頁65。
[6]指尼可萊‧西奧塞古（Nicolae Ceauşescu，1918-1989）羅馬尼亞共產獨裁者，以箝制言論自由著稱，也是東歐第一個被人民處決的共黨領袖。
[7]同注5，頁110-111。

書名：《上田信經典戰場畫冊―歐洲戰場》
作者：上田信
翻譯：安國寺、許嘉祥、Dasha
出版公司：星光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年8月

(甫落幕的200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以365張選舉人票（普選票65319143票，得票率52.5%）打敗了共和黨的162張選舉人票（普選票57349323票，得票率46.2%）在首位非裔美國人當選的新聞效應下，一位共和黨的孤鳥老兵（1936年生）以哀兵姿態，打了一場艱苦卓絕的戰役，沒有布萊德雷效應，有的只是小布希的施政反彈，沒有政黨大老的奧援，只有中途叛逃與冷眼旁觀。) 

書名：《將門虎子―一個榮譽傳承的故事》（Faith of My Fathers）

作者：約翰‧馬侃（John Sidney McCain）；馬克‧索特（Mark Salter）

譯者：林添貴

出版公司：時報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2001年1月2日

約翰‧馬侃（John Sidney McCain，正確的寫法應該是John Sidney McCain III，，馬侃三世）在這次選戰中，成了史上最年長的總統落選人，這位越戰飛行員的人生頗富傳奇，在他1982年以軍人身分參選眾議員以來，就一直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物。

一代學術之終結與集成，實後世之導源與開新也。道、咸以降，國勢陵替，有今文之「治經取大義以求經世」，有西學之「盡取泰西之法以求革新」，亦有舊學之「斥新學以明教正學」，[1]瑞安孫詒讓上承乾、嘉之餘緒，以文字音韻以通經子百家，經學、小學俱卓然有成，允為清代樸學殿軍也，然孫氏治學，非抱殘守缺而已。其《契文舉例》開甲骨之先河，《墨子閒詁》啟千載之廢學，於經世之學，則重興學，中學之深沉者不棄，西學之精巧者必取，以區區舉人，肩溫州一地學問，亭林所謂「經世致用」之學者，孫氏實無愧矣。
孫氏之學，既博且精，其最足表述者，即孫氏之《周禮》學，《周禮正義》、《周禮政要》、《周禮三家佚注》、《九旗古義述》為其著者，孫氏居同、光之末，時人多宗西學，樸學已非所重，孫氏感於中學廢微，遂綜前儒說解以成《正義》，其書不主今古，不偏一家，實《周禮》學之集大成者也。然此故紙國故，不切於治，復合《周禮》政典以成《政要》，證泰西新法存於宗周，雖不無牽合，然以經致治之孤恉，實不可廢矣。本文僅就孫氏學履生平、《周禮正義》之治經方法，《周禮政要》之綜合中西三端發之，間述孫氏撰著之要，以明孫氏之學云。
孫詒讓（1848-1908），字仲容，[2]號籀廎，浙江溫州瑞安人，生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卒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六十一，父衣言，道光翰林，官至太僕寺卿，承其鄉先正遺緒，大張永嘉經制之學，彙刻《永嘉叢書》，[3]復輯錄《甌海軼聞》，於先正之學，多有關注，仲容少從父學，彙刻先賢之籍，皆與其事，後纂《溫州經籍志》，亦由此發端也。考衣言永嘉之學，實「治史經世」之學也，章太炎〈孫詒讓傳〉記其事云：
父衣言，清太僕卿，性骨骾，治永嘉之學，而詒讓好六藝古文，父諷之曰：孺子徒自苦，經師如戴聖、馬融，不阻群盜為姦劫，則賊善人，寧治史志，足以經世致遠。」詒讓曰：「以人廢言不可，且先漢諸黎獻風義，皭然經訓[4]，之（只）以徒一二辟邪者，如史官沈約，許敬宗可盡師邪？父乃授《周官經》，其後為正義自此始。[5]
仲容啟蒙雖自父執，然其學之徑，實漢學門法也，仲容〈札迻序〉云：
年十六、七讀江子屏（藩）《漢學師承記》，及阮文達（元）所刊《經解》，始窺國朝通儒治經史小學家法。[6]
年二十，中本省鄉事，援例得主事，然不樂仕進，同治八年（1869），衣言放江寧布政，仲容遂從侍金陵（南京），時江南已定，經學碩彥雲集，仲容多與從游，其〈劉恭甫（壽曾）墓表〉云：
同治中（案：八年），詒讓侍親江寧，始識得恭甫，於時大江南北方聞之士，總彙於是，寶應劉君叔俛（恭勉）方繼成其父楚楨（寶楠）《論語正義》（案：初刊於同治五年），甘泉梅君延祖治《穀梁》，亦為義疏，而恭甫治《左氏》為尤精，詒讓佝瞀不學，幸獲諸君子之後，亦復希光企景，儗重疏《周官》，以拾賈氏之遺闕，間有疑滯，輒與相商榷，必得當乃已[7]。
章太炎〈孫詒讓傳〉亦記其事云：
從父宦於江寧，時德清戴望，海寧唐仁壽，儀徵劉壽曾皆治僕學，詒讓與游，學益進[8]。
考清儒新疏，多出漢、唐之上，卲晉涵《爾雅正義》、郝義行《爾雅義疏》、焦循《孟子正義》、胡培翬《儀禮正義》，劉寶楠《論語正義》、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尤其選也，[9]惟《周禮》新疏，無人創艸。同治十年（1871），仲容北上應試未第，至是壹意以著述為事，同治十一年（1872），先生二十五歲，周禮正義始稿，[10]〈周禮正義序〉云：
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僕即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奧，賈疏疏略，未能盡通，既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撢參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草創於同治之季年，綴輯未竟，而據舉主南皮張尚書（之洞）議集刊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檃栝斯理，寫成一帙以就正，然疏啎甚眾，私心未愜也。復繼更張義例，刪繁補闕，廿年來，稿艸屢易，最後迻錄為此本……光緒二十有五年，瑞安孫詒讓敘。[11]
考仲容序文，可知《正義》之作，乃承司馬溫公《通鑑》遺法也，其鈔纂諸疏之功，可以想見，[12]而其勇破當時門戶之弊，兼采漢宋之長，閎富淹貫，覃精榷論，說者謂集古今諸儒是經之大成，而躋其盛，洵絕業也。
孫氏以著述明世，除《周禮》一門，凡諸子斠讎、金石文字、甲骨殷契，皆有可觀，章太炎〈孫詒讓傳〉論其著述云：
以為典莫備於六官，故疏《周禮》，行莫賢於墨翟，故次《墨子閒詁》，文莫正於宗彝，故作《古籀拾遺》，其佗（它）有《名原》、《古籀餘論》、《契文舉例》、《九旗古義述》、《周書斠補》、《尚書駢枝》、《大戴禮記斠補》、《六曆甄微》、《廣韻姓氏刊誤》、《經迻》、《札迻》、《述林》，又述方志為《永嘉郡記》。[13]
孫氏遺著之確數如何，因生前未刊稿甚多，仍未確定，據近人張舜徽《清儒學記》之統計有：
《周禮正義》八十六卷、《周禮三家佚注》一卷、《周禮政要》二卷、《墨子間詁》十五卷、《尚書駢枝》二卷、《周書斠補》四卷、《大戴禮記斠補》四卷、《九旗古義述》一卷、《古籀拾遺》三卷、《古籀餘論》二卷、《宋政和禮器文字考》一卷、《契文舉例》二卷、《名原》二卷、《札迻》十二卷、《溫州經籍志》三十六卷、《籀廎述林》十卷、《籀廎遺文》二卷、《十三經注疏校記》不分卷、（以上已刊十八種），《經迻》、《六曆甄微》、《四部別錄》、《白虎通校補》、《諷籀餘錄》、《廣韻姓氏刊誤》、《永嘉叢書札記》、《溫州古甓記》、《百晉經廬碑錄》、《顧亭林詩集校記》[14]、《經微室遺集》等尚待整理刊布。[15]